协调而非对立——理雅各论耶儒关系

理雅各把儒教纳入到基督教的话语体系之中，从神论、人论、伦理观三个方面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研究，既肯定儒教的优点和长处，又指出它的缺陷和不足，并表明对儒教应采取的态度。理雅各在大多数新教传教士还在排斥或贬损儒教的情况下给予儒教以较高的评价，设法协调耶儒关系，主张吸纳儒教因素，达到了近代新教传教士认识儒教的新高度，对于基督教在中华文化中的本土化具有先驱和示范意义。     

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

湖南在清末民初以反基督宗教而闻名天下.湘乡曾国藩的中兴名臣美誉得自他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而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又使曾国藩名誉扫地.曾国藩对基督教的反感并未在这个以儒教传家的清末最有影响的家族里得到全面彻底的传承,其后人在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巨变中有几位由儒入耶,改宗基督教.他们赋予基督教以自救救人的功能角色,希冀借助于对西学与西教的接受和传播,实现其先人曾国藩的自强中兴之梦,这种可疑的救国方案彰显了曾经被曾国藩奉为圭臬的儒教在其后人心目中的得失利弊.     

论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的形成

洪秀全在创立太平天国革命理论时,一方面借助由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的语言,来表达农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使他的政治理论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另方面又按照农民革命的需要,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某些改造,使他的宗教思想具有革命的、政治性的内容。因此,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政治理论和宗教观点紧密相连,冶于一炉,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这就是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表现,     

儒耶对话以何为本?——兼议利玛窦、何光沪关于儒教的若干论述

儒耶对话不应该是寻求"教义问最大公约数"的乡愿似的对话,因为这样的对话更像是哲学或神学意义上的对话,不仅掩藏了各自最根本的原则立场,而且回避了儒耶之所以需要对话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在儒耶对话中承认自己是以儒为本或以耶为本,是儒耶对话的真正起点,而处理好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     

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儒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多元互动的良性机制。三教之间的互动及其内部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使中国人在哲学与宗教之间、理性与神性之间可以从容选择;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来往,形成中庸、平和的心态。     

洪秀全接受基督教文化根源试探

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农民运动,这场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农民运动,曾披着与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迥异的宗教神学外衣,奉拜上帝教(或曰太平基督教)为国教。拜上帝教是洪秀全在接受了基督教某些成份的基础上创立的。关于洪秀全为什么会接受基督教的问题,史学界多从当时社会背景及个人因素寻求答案,笔者认为这是     

哲人与僭政——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非凡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科耶夫相信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历史性质,哲人必须通过实现政治性的普遍同质国家才能获得最终的理论真理;施特劳斯坚持古典的哲学理解,反对历史主义和彻底的哲学启蒙。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今思想关于真理观和存在论的分歧。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太平天国与道教

洪秀全汲取了基督教的一些仪式、教义,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教及民间封建迷信思想交糅融合,创立了太平天国的新宗教一拜上帝教。关于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异同,儒家思想对太平天国的影响,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加以论述。关于佛教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近来也有文章开始探讨。而对道教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目前则尚缺乏专门文章涉及。本文拟对此作一探析,以就教于同行。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道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采取了包罗百家、兼容并蓄的态度。它把老庄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内圣之学”是“道德的宗教”还是“道德的信仰”——从孔子仁学思想观儒学的终极关怀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哲学信仰为儒家思想的合理定位提供了可能。而以西方宗教优先的价值判断体系为儒家争取价值地位的做法,无益于真正把握儒家思想的实质。仁构成了孔子不断超越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孔子对仁的超越性追求,充分体现了儒学的道德追求与道德信仰性质。从孔子行仁的方法和行仁的途径来看,儒学与宗教信仰有明显的不同。儒家哲学既不属于宗教信仰,也不属于理论哲学信仰,它重在道德方面,故此属于实践哲学信仰。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精神与价值

儒家三祭指祭祖先、祭圣贤及祭天地。唐君毅认为儒家的三祭可在现实中彻通幽明,打通生死之道。他看到当时恢复儒家的三祭礼可能性小,因此着重阐发了三祭的新宗教精神及宗教价值,并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从儒家的三祭礼谈其宗教精神,这实际上涉及儒家的宗教性。唐君毅认为儒家的确有宗教性质与功能,因此在今日中国文化发展中,不能只有儒家哲学,还应当有儒教。而要发展儒教,不仅需做思想上的工作,还要重建新的礼乐文化。     

徐（訏）小说的宗教意蕴解析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从早期社会改革的实践者到晚年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徐訏以其卓尔不群的人生追求与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把宗教关爱的目光投向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徐訏的很多作品传达出强烈的宗教感,在佛教意味、道教色彩和基督教情怀的交融中抒发对于人性与心灵深处的探询和对于人生哲理的宗教式感悟.     

论冰心创作中的母爱意识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在现代文学史上，冰心以基督式的爱的哲学开创了爱的文学，因此被誉为伟大的讴歌“爱”的作家：她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母爱意识贯穿了整个创作生涯，冰心对母爱宣教似的竭力张扬，意在试图从哲学、宗教的高度对宇宙人生进行整体的把握，建立一个有牢固理论基础的人生观，并期待这种人生哲学能有现实的社会功效，来解读社会，有效地拯救众生，疗救创伤。     

徐小说的宗教意蕴解析

徐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从早期社会改革的实践者到晚年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徐以其卓尔不群的人生追求与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把宗教关爱的目光投向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徐的很多作品传达出强烈的宗教感,在佛教意味、道教色彩和基督教情怀的交融中抒发对于人性与心灵深处的探询和对于人生哲理的宗教式感悟。     

净明道的道德观及其哲学基础--兼谈道教"出世"与"入世"之圆融

宋元净明道的道德主张多具有入世色彩,且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影响,不过,净明道的学说却与儒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将入世行为与宗教修炼融为一体的特征.这种圆融"出世"与"入世"的学说之思想基础,乃存在于传统的道教哲学之中.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论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儒教特征

冯友兰“新理学”表面上褒扬哲学,贬抑宗教,并力图以哲学代替宗教信仰。然而,在冯友兰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表述中,却透露出冯友兰“新理学”潜藏的宗教内蕴,并在对天地境界的“安身立命”、“事天乐天”功能的论述中,以及对命、运观念的诠释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可以归宗于儒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儒教特征使得“天地境界”本身成为儒教发展的新形式。     

回儒哲学对话探析——以王岱舆《正教真诠》等著作为考察点

王岱舆在构建回回宗教体系时将回回宗教的“数一”与理学的“太极”进行沟通,形成了与儒家相近或相通的宇宙生成论。在宗教思想基础上,他批评了儒学心性论上的分歧和理善气恶的观点。王岱舆对于儒家心(性)体气用的批评不一定都能成立,可是对于儒家“气禀”论中的偶然论、命定论色彩与其修养论相矛盾的观点却很有见地。从回儒交流的历史来看,在王岱舆以前回儒在哲学层面并没有进行过正面的碰撞或系统对话,之后两种文化的对话、融合不断展开并逐渐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