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范围内发生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是我国人口流动进程中产生的特殊婚姻迁移模式。其发生的机制复杂多样。从人口流动引发的选择结婚对象的空间范围发生的巨大变化、追求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得到年青人的普遍认同、外出务工经商的未婚青年男女正处在婚恋的最佳时期、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增强、外出务工期间的艰难生存状态、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逐步开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代交通与通讯的便捷、婚姻自由权和女性的权益得到保护、户籍制度变革等方面分析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     

"民工潮"背景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作为农村政治领域的创造是与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的突破相辅相成的,并且作为上层建筑,其发展也受制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在影响村民自治的诸多因素中,农民流动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据农业部统计,目前我国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务工的农民工约9200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但是,这种农民流动并不彻底,表现为“有流动无迁移”,身份转换滞     

劳务输出大县如何凝聚流动党员

安徽省庐江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全县有120万人口,长年外出务工人员达30万,其中,外出务工的流动党员就有3682名。针对日益壮大的外出务工党员队伍,县委按照"有利于党员合理流动、有利于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党员发挥作用"的原则,采取四项措施,加强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提升流动党组织凝聚力。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利用人口迁移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主要结论是:农民外出决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农民个体来讲,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是实用的;对于家庭所在的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网络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从制度层面讲,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变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影响。因此,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发展条件和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     

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数据

依据河南省调查数据,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辨识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类型,剖析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空间演化特征、空间进入特征及空间流动特征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可划分为成熟型、趋稳型、摇摆型、动荡型和断续型五种类型;省外成为外出务工首选地,省内就业集中在省会城市与家乡城市;外出务工初始年份与初始年龄的分布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律与生命周期特征;外出务工工种渐趋稳定且日益多元化;外出务工初始途径决策的个体自发性明显大于集体引导性;外出务工多属家庭成员个体行为,且存在较强的"乡土情结"。总体而言,部分农村人口逐渐形成有序转移意识,但仍属于以"稳定"为标志的自发性"一次有序转移"的初级阶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向以"匹配"为标志的导向性"二次有序转移"的高级阶段演进。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农民外出务工的成本收益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不断增加。从“离土不离乡”,到跨区域流动;从独闯天下,到举家外出;从分散盲目流动,到有组织转移,都是农民在对外出务工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过程中逐步完成的。那么,农民外出务工成本和收益到底如何?农民在外出务工中存在哪些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

以外出务工农民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调查了121位农村老人,总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不同模式下,农村老人所面临的不同养老问题。在农民个体向城市流动的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以情感关怀不足的为主;在家庭化流动模式下,留守老人承担家庭看护、孙辈照料与家务劳动等任务,存在严重的身体与心理负担,面临严重的生活照料缺失问题。而对子女的牺牲精神则遮蔽了留守老人养老需求;在举家迁移模式中,随迁老人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但异地养老存在严重的城市参与不足和乡村依恋问题,随迁老人生活满意度不高,容易产生消极情绪。针对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面临的不同问题和需求,需采取类别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农民外出务工对收入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外出民工道甘苦──对重庆农民外出务工状况的调查

目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如何？流 向怎样？收入多少？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重庆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于２００１年一季度专门针对农民外出务工问题对１８０个村的１８００户农民家庭进行了一次民情民意专项调查。 一、三成以上的农村劳动 力外出谋生,半数以上的家庭 有外出务工者。 被调查的１８０个村,平均每个村农村人口１４３２人,劳动力７６８人,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２５０人,占劳动力的比重为３２．６％,占总人口的比例为１７．５％,在被调查的１８００户农民家庭中,２０００年有人外出务工的农户达９７６…     

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流动大省陕西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和尚未从事农业生产的返乡农民工的决策行为进行拟合,探讨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次数、外出务工的职业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抑制作用,而被访者的年龄、家庭耕地面积以及返乡后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正向影响;被访者的健康状况、除农业生产技能外其他技能的拥有情况、外出务工性质以及返乡后从事农业生产的类型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应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完善相关保障政策,鼓励有知识懂技术的农村人才返乡创业。     

中农塌陷:对农村土地不同流转模式的后果研究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土地耕种形成一种全新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这种模式催生出一批新中农,即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土地为生的留村农民。在村中青年夫妇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这部分土地以低价且短期流转给留村农民,也保护了外出务工村民的利益。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新中农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新中农,它让新中农无地可种,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这样不仅损害了无法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夫妇的利益,也损害了外出务工村民的利益。鉴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培育出在村新中农,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     

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探析--以墨玉县奎雅乡阿其克乌依村为例

由于和田绿洲面积有限,在农村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相对缩小,富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转移富余劳动力成为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的一部分,政府部门面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多、劳动者素质不高、缺少劳动技能等特点,通过多种途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劳动力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实现了脱贫致富,并在务工过程中学到了劳动技能。奎雅乡阿其克乌依村就是和田维吾尔族农民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典范,该村农民在外出务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安徽省流动人口的现状分析

人口流动和迁移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不论是对流出地还是流入地而言,都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组织体系的变化。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5亿,其中安徽省流动人口达1 697.49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4。现阶段安徽省人口流动和迁移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单向集中向多向集中转变,由个体劳动者外出务工转向核心家庭整体流动,流动人口稳定性增强,新生代80、90后流动人口成为社会主力军,人口流动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户籍制度的双向改革研究

中国的户籍制度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并促进形成了两套相互隔绝的利益体系,强调"单向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但难以满足市场条件下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要,而且造成了户籍利益在农村一端的固化,最终制约了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从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来看,我国户籍制度需要全面调整户籍制度背后的城乡利益关系,平行推进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双向改革。其中,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户籍利益界定为属地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以特大城市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全面脱钩,从而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融入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农地(林地)承包、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权益等户籍利益界定为保障性利益,从更好地保护这种利益出发,一方面通过设计农村户籍利益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条件构建户籍利益转化机制;另一方面立足于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求探索性改革农村户籍的封闭状态,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文献综述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尤为突出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问题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重点从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这两方面,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初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查,之后更多的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并且,近几年来逐步拓展到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行为、职业选择、收入水平、迁移与回流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以下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失地妇女的非农就业问题;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下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影响;三是农村外出务工妇女迁移和回流选择行为的分析。     

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归纳为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无疑是最重要的主体。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且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自身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把子女、配偶和老人留在了农村,形成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妇女大多正处于劳动力年龄的黄金阶段,她们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抚养子女和照顾老人,这意味着她们在很多地区的农村已经成为经济和政治及其他领域建设的主力军。因此,在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区的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新疆农村维吾尔族青壮年对外出务工的认同及动因分析

了解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对外出务工的认同及动因,有助于解决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瓶颈问题。该文根据新疆南疆三地州调查问卷数据,并结合访谈资料,对新疆农村维吾尔族青壮年的外出务工认同度及动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87%的留守田园农民有外出务工意愿,但外出务工意愿并不强烈;在外出务工转移动因上,转出地内在动力是决定性因素,而转入地动力差强人意。为此,提高转入地动力是深化转移工作的重点。     

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及性别差异;使用质性资料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了佐证,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外出和未外出人口婚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而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形成这一结果的机制在于：当前农村婚姻成本的性别差异、外出后性别观念的变化和对生活艰辛更深切的体会。促进农村外出人口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更需要重视和提升外出务工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

本文依据实地调查资料，通过对华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揭示了外出务工对原住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个人现代性获得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阐述了外出务工对农民获得现代性的作用及过程。我们的结论是农民跨区域自由流动，既促进了村落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