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及其应对之策

日本面对人口总量负增加和超低生育率的少子化问题,通过加强育儿相关立法工作,出台"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不断加大育儿政策扶持力度,旨在增加人口数量,提高出生率。日本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的一系列对策,对中国制定长远而富有前瞻性的人口政策富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日本非正式员工的“社会排斥”与权利回归

日本在经济长期低迷背景下,派遣工、外包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不断增加,他们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其难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一定程度上处于被经济市场、社会组织、文化生活、政治活动所排斥的生存状态。这种"社会排斥"使劳动者的生存权、平等权等受到了侵害。通过法律政策对非正式员工的权益加以保障,促进其权利回归,是实现"社会包容"的有效途径。研究日本的"社会排斥",对预防和解决中国二元结构下农民工以及其他非正式员工的"社会排斥"现象及其应对措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和阐释

海德格尔的哲学无疑是关于存在的哲学,然而他的存在,不是传统存在者整体的实体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一种生成意义上的存在.由于这种生成性,存在只能通过现象来表现.因而,现象既是存在的状态和方式,又是存在的方法.现象作为状态和方式表现为"显现",与"遮蔽"相对立;现象作为方法表现为"让显现者自身显现"和"让人看".而阐释是存在现象的重要方式,它不仅揭示存在,而且构成存在的意义.     

论日本民间团体在新药受试者保护中的作用——以日本药害监督专员协会为例

日本药害监督专员协会,是一个致力于监视药害发生的非营利组织(NPO),系当代日本众多民间团体的一种。"娇宠(Amae)"理论对于该协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日本新药受试者保护体系的核心,是在"意见领袖"的参与和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条件下,以"道德想象力"为价值基础的"第三方"参与,以此行使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的职能,最大限度地推进受试者保护工作。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转变政府角色、增加公众的社会参与以及重构社会资本、实现协同治理,在新药受试者保护工作中引入"第三方",可以推进有效保护机制的形成。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孝”文化的中日比较研究

"孝"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已东传日本,并与佛教合流,成为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宗教精髓、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核之一。"孝"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受到了日本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内涵与形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至今仍然植根于日本社会的深层,制约和规范着日本人的行为心理、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孝",随着家长制的崩溃、小家庭的发展、社会的多样化、道德的相对化等因素的变化,凸显出质的演变。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只要亲子关系存在,"孝"就不会过时,必将作为不可替代的道德理念,继续发挥统导作用与凝聚效应。     

黄遵宪“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界把"东学"狭指"日本之学术"。因为研究近代的黄遵宪"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即借用了近代通用的"东学"之涵义。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并且多次提到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叙述了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代表人物之一本居宣长。我国近代,国学界盛行"国粹"之说,也不可忽视黄遵宪的贡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给予了我国近代国学者极大的影响。我国近代学者通过《日本国志》,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而且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了解了日本近代的"国学",了解了日本的"国粹",黄遵宪对我国近代"国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并且黄遵宪也阐释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对日本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     

战后日本自我认识的深层结构——以“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为线索

1997年,加藤典洋以"战败后论"为题,提示了日本"战后"话语的延续,揭示出战后日本社会的"扭曲性结构"。1998年,江藤淳撰写《二次战败》一书,指出日本面对美国再度经历一场"战败",如何脱离美国、谋求自身独立成为日本反思与批判战后自我的重要问题。2013年,白井聪提出"永续战败论",将日本"战败"上升到国家认同与文化心理的层次,突出了日本面对"战败"的逻辑悖论与病理构造。2015年,绪形康以日本与中国为对象重提"二次战败论",就面对走向复兴的中国,日本将走向何处、将如何与中国交往进行了阐释。审视"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其背后潜藏着"自我—他者"的二元性的对立、对抗的思维结构,突显了战后日本"不可再败"的话语结构与强化国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认识,同时也昭示出日本的对外认识之中始终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全球化或地缘化的思维结构,或将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产生根本性的深远影响。     

新中产阶级:概念及其特征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①.我们注意到,这里的汉语翻译用的是"中间等级"而非"中产阶级",也许是因为马克思虽然论及中间阶层及中产阶级,但从来没有把它与他重点阐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等同起来,更没有将他所常用的"阶级"一词所蕴含的经济与政治意义赋予这一等级.马克思之所以拒绝领薪水者为中产"阶级",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非生产性劳力,这类的职业人士和公务员仅仅在一点上相似--他们都得益于资本主义的收益即分配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因此,他们缺乏稳固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团结,组不成严格意义上的"阶级",而只能组成各不相同的中间层群体.     

论法律上的"应当"

"应当"是法律科学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讨论法律上的"应当",首先应该关注法律上的"应当"与道德上的"应当"的关系问题.作为行为评价尺度,法律上的"应当"具有普遍的标准.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有;作为社会约束机制,法律上的"应当"具备合法的强制力量,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备;作为不同的评价体系,二者可以同时发挥作用.法学上的"应当"也影响着法律上的"应当",二者是"使用"与"提及"的关系.     

老子的自然观念:自我的自己而然与他者的自己而然

通过对老子的"自然"观念的重新解读和解释,本文试图展现老子的自然观念中的两个方面的意义,即"让自身的自己而然"的"肯定意义"与反对任何对"自身的自己而然"的进行干涉的"消极意义"。因此,任何一种事物,无论它低贱如无生命的岩石还是高贵如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当它以一种自己而然(self-so-ing)的方式自生、自长、自成、自衰、自灭之际,并由于这种自己而然而向自身产生出一种肯定性的要求之时,他就展现出老子自然观念中的"积极意义"或"肯定性意义"。与之相应,当它根据同样的理由要求自己对他人、他物的"他者的自己而然"(other-ing),或者要求他人对作为他者的他者的"自我"的"自己而然"加以尊重和不得干涉之际,它就展现出老子自然观念中的"消极意义"或"否定性意义"。我们将会看到,老子"自然"观念中这一消极或否定层面的意义又通过老子以及道家哲学中的著名的"无为"概念表达出来。这一"无为",在老子那里,无论是表述为"无事"、"无欲"、"无心",还是"让先"、"取柔"、"守雌",其核心和要害均在于让"他者"、任"他者"或者辅"他者"自己而然。所以,本文结论,老子"自然"概念在哲学上予以"他者"合法性,为"自我"设限,建立起"他者"的界域并要求对之加以尊重。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探讨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议题各抒己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领域都是如此;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发生了转向,更加重视文本研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诸多议题值得关注。     

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

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从"性向词汇"重新审视日本人与日本社会

"性向词汇"亦称"对人的评价词汇",指对人的性格态度、日常行为以及人品等加以评价时使用的词汇群体。它不仅能够起到评价他人的作用,同时也是对行为者自身的一种约束,成为其行为取向、道德规范的具体指向。"性向词汇"是适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语言符号系统,有着规范性的结构体系。本文从性向词汇入手,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梳理重新审视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结果表明,日本社会既有"纵式关系"特征①,同时也具有"横式关系"特征②。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美国软实力衰落的“历史转折”——“棱镜事件”的全球影响与现实启示

软实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信息时代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信息技术成为其实现软实力发展和变革的推手。然而,"棱镜事件"暴露出美国倡导的"自由"、"人权"价值理念的"两面性",严重损害美国的道义形象,增加了美国与同盟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撼动美国世界领导权的合法性基础,成为冷战之后美国软实力衰落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具有标志性意义。"棱镜事件"揭示了信息时代单纯依靠技术手段解决问题的有限性和软实力对新兴大国的重要意义,引发了对于国际政治伦理和国际网络治理的重大关切。     

"诚信"--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观念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产生于远古的祭祀活动,发展于春秋的会盟活动。它以等级政治道德要求为核心,包括人神之信、君臣之信和君民之信,而这些内容为等级结构和法律所制约。从性质上说,"诚信"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重要观念;而作为普遍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基于商品契约的诚信,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立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     

日本樱花象征意义的考察

在日本,樱花除了植物属性的"能指",还具有抽象的、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个庞大、变化的具有多重复杂内涵的体系.它走过了一条从寄托民俗信仰到大众赏美对象,由"圣"到"俗"、再到被推至"国花"高位的历程.作为文化符号的樱花,其象征意义不断变迁.近代以后,樱花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演进,其象征意义也不断改变.本文揭示樱花被塑造成国花的历史基础以及战争中关于樱花的种种"言说",从而解析近代以来日本樱花所隐喻的主要元素.     

日本民间儒学者的社会实践活动——“俭约”思想的意义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发展的特点是重实用主义和行动主义,特别是儒家思想向民间普及后,出现了提倡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的庶民思想家。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儒学者石田梅岩从商人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大众心学运动,晚于石田梅岩100年后出生的儒学者二宫尊德从农民阶级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大众报德运动。二者皆从庶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出发,提倡"俭约"的生活方式,并给"俭约"思想以哲学范畴上普遍的意义。他们没有像前人那样,认为"俭约"只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的"吝啬"和"节约",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去理解"俭约"。二者认为,"俭约"是摒除私欲的道德实践活动,"俭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俭约"道德实践活动深入人心,不仅缓解了百姓拮据的日常生活现状,符合了统治阶级的治国要求,也给日本近世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积累财富的基础。     

司马迁的义利观对“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启示

司马迁的"义利观",一是认为利是义的物质基础,强调物质利益活动的社会基础地位;二是认为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利诚乱之始",强调统治者应轻徭薄赋,清明廉政;三是认为致富要走正道,富者应多行仁义;四是鼓励并赞赏不计贫富、舍身为国、行侠仗义的行为。司马迁的"义利观"做到了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它对于我国当前提倡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