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流刑与国家政策、社会分层之关系

随着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开拓,新拓地区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口充实、一定数量的军队驻防,而流刑强制迁徙的特性正好与这种需要契合,从而成为朝廷推行政策的工具。唐代流放地区的指定和被流放人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被流放到西北军镇的绝大多数都是贫民百姓,而流放到岭南、黔中等南方各地的则大多是统治集团中人。唐代的流刑政策对后世的政局也有重大影响。从唐初以来近300年间,大量知识阶层中人的南流就是南方智力积累的重要条件。宋代之积弱,仅就西北一地而论,和唐代的流刑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     

论高丽王朝对唐代流刑的变通

高丽王朝虽然模仿唐律创制了自己的法典,但在实际执行中对唐制多有变通.以流刑的适用而言,首先,高丽王朝把流刑和自己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了"配岛"刑的刑罚体系;同时,从高丽中期开始,还出现了将流人罚为贱役、贱民的做法.其次,在高丽,与流刑同时适用的还有另外一套与流刑性质相近但为其所固有的刑罚体系--"归乡刑"和"充常户刑".这种变通实由多种因素所决定,首先是自然地理环境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使然,其次是由社会结构及与此相伴随的身份制度所决定.     

辽代流刑考

流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是辽代四大制刑之一,在辽代的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流刑与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有明显区别,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宋代流刑考——以流沙门岛的情况为主要事例

很多关于宋代刑罚体系的研究认为,宋代在创立了折杖、刺配等新刑制后,传统五刑中的流刑已基本上没有得到行用,其地位已被取代。笔者则认为,宋代流刑作为中国刑法的传统成规被维持了下来,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它吸纳折杖、刺配等新形式并加以灵活运用;借助流人押送、流人管理等一整套制度的实施、完善,在宋朝社会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以沙门岛为主要例子,尝试对宋代流刑进行通贯的考察和阐述。     

唐代梨园乐官新证

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

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名为“古文”,实乃创新,虽取法先秦西汉,而能自具唐代新散文之风格,并非奴隶式之摹古也。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新出唐代墓志文献释读校理

唐代墓志作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唐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材料。然因墓志文字俗讹多变、用语典雅凝重等原因,释读偶有失误。通读《文物》《四川文物》《中国典籍与文化》等2010—2017年公布的唐志拓片和释文,校理其误,对其准确释读、科学整理,为汉语史、汉字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资料。     

略论贬谪对唐代文士创作的影响

唐代文士在贬谪时期创作了大量表现贬谪生活与感情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贬谪遭遇 ,对其创作的影响极为显著 ,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拓展、深化。贬谪文学在内容、主题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 :多是抒发被贬的委屈不平、牢骚不满 ,乃至愤慨之情。思念故国亲友、期望召回京城等 ,也是其特色的一个侧面     

浅析明朝充军刑的实施对贵州的影响

充军是明朝时期的一种重要刑罚,在当时极为盛行.贵州是明朝充军犯人的主要配地之一,因此大批充军罪犯来到贵州.充军在明朝的广泛实施,除起到惩罚犯罪的作用之外,客观上也对当地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它不仅补充卫所兵源,加强了贵州的防卫,确保中央与地方联系畅通,保障贵州的稳定,而且还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书名变异考--《唐人著述考》之一

对比<旧唐书>之人物纪传所记与<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得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唐人著述名称与原书名有所变异者48种.     

清初流徙东北考

清廷在乾隆朝之前的近百年间曾源源不断将大批人犯流徙东北地区。作为清王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在满清初长时间被用作流放地,主要是由清初期特殊政治环境造成的。流放政策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条例的方式确立,而条例的变化多体现在流放地点的改变上。     

重新解读唐代妇女地位——从唐代婢女的地位看起

在人们印象中,唐代妇女的地位提高了,但从唐代婢女“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地位看,与其前代婢女的“资产”属性并没有两样。唐人的妇女观仍然是“男尊女卑”,其妇女地位不可能提高。唐代妇女生活比较开放,此当源于她们特殊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改变。     

唐代茅山道论略

唐朝既是我国道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也是茅山道最辉煌的阶段。此间茅山道宗师名徒辈出,誉满朝野。他们不仅遍迹全国各大名山,潜心修炼,而且著书立说,传道布教,从而使茅山道的修炼理论和斋醮仪规更加完善,传至南北各地。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中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中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中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变化。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