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服务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现实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趋势是推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推动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06-2017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增加数字金融服务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以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金融服务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手段。提供数字金融服务能够将普惠金融拓展到以前与银行没有接触的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研究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都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时,本文还将这些因素对普惠金融产生影响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的发展，让社会各阶层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进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为剖析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扶贫效应模型和推算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全国31个省的相关数据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检验，阐释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缺乏可持续性且存在地区差异。对此，提出我国应当从完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和创新服务工具等入手，不断扩大普惠金融对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正面影响效应。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发展普惠金融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从金融服务便捷度、金融服务参与度、金融服务质量三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模型评价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及西藏除外)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并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北京、上海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优势明显,而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将30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发展水平划分为普惠金融发展较高、一般、较低等三类地区。我国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加大扶持力度、鼓励服务创新等方面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普惠金融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基于政策执行能力、产品供给能力、信用征集能力、服务高效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等5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综合赋权法对2013—2020年安徽省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发展指数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各维度的发展指数均位于0和0.25之间,属于低水平;安徽省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发展指数位于0.3和0.6之间,属于较低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升政策执行能力、产品供给能力、信用征集能力、服务高效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等,以期促进普惠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小额贷款公司能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吗?——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普惠金融旨在通过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小额信贷业务作为普惠金融制度的一项基础环节,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制度瓶颈。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及其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需要根据现实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小额贷款公司能否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借鉴联合国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想,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编制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山东省为样本地区,对山东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小额信贷机构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内部经营水平、增加贷款规模等措施都能够对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提高对"三农"的支持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覆盖水平;降低贷款利率、提高短期贷款占比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使用成本。     

基于地区数据的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四川省为此推出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此背景下,测度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度、深化度、互联网金融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计算得出四川省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四川省各地市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在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差异化普惠金融政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营造普惠金融文化环境等措施,积极缩小各地市的差距,推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金融普惠、数字化转型与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基于江苏43家农村商业银行2015—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普惠金融渗透度、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情况、普惠金融服务质量3个维度14个指标,从机构层面建立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普惠与农村商业银行盈利目标之间仍存在矛盾,这是由于普惠金融发展增加经营成本从而对机构盈利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但农村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这种负向作用,平衡金融普惠与银行盈利的关系。最后提出持续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自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福建省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明显,许多金融资源都集中在较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则无法获得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以Sarma提出的IFI指数理论为基础,构建福建省2005-2019年的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结构差异化与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未来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创新发展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涉农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效果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大,对加工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养殖种植业企业更大。传统金融发展越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总体而言,在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逐利性"大于其"普惠性"。文章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题、助推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第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涉农企业提供数量众多、业态丰富的新型金融服务;第二,涉农企业要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减小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拓宽自身融资渠道;第三,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经营养殖种植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研究

金融科技改变金融生活，当前只包含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区域的金融包容发展状况。文章将风险容忍度和数字金融指标纳入金融包容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31个省份在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运用泰尔系数剖析了各省市、各区域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及存在短板。研究表明：全国金融包容水平除北京、上海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包容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际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通过金融包容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各省在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不同表现，提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提高公众金融素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内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相互合作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基于企业微观经济效应和规模调节效应的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究竟惠及了哪些企业。通过匹配上市公司及国内337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在企业中得到积极体现，这种普惠效应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以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而逐渐增强，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普惠性较小，但是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普惠性更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区域均存在普惠效应，但却呈现西强中弱的态势。     

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力度 推进农村金融创新与发展——“农村金融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农村金融问题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农村金融创新与发展将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次国际学术会议围绕农村金融创新与发展主题,就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发展、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研究、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求问题、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研究动态、研究理论、方法创新等5个主题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和交流,在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均衡、市场配置效率、农业产业链金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生态优化、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农村金融学科建设等问题的未来研究与政策改革上达成了基本共识。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     

普惠金融的税法规制

普惠金融是一种旨在为社会弱势群体谋求公平的金融发展权利的新兴理念,其与我国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高度契合,故此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的税法激励被屡屡提及,但是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制度设定和规范建构。实际上,普惠金融的税法规制是一种带有特定公共利益倾向的政策性规制,其具有理论正当性;同时税法规制的激励性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构成其合理性依据。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税收优惠依赖于政策性文件,缺乏系统性考量,其内容设计较为粗糙,税收优惠的公平性和保障性尤为不足,其实际效果也有待观察。对此,采用转向制度化的规范之治、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实质性的监管约束等法治化路径应该是将来理想的规制方案。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 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