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洋史到中国民族史——以近代中日知识界的苗族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与日本东洋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仅从苗族史论来看,中国史家直接吸取了日本东洋史中关于苗族分类、苗族土著、苗汉竞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苗族引入了蚩尤这一英雄祖先,创造性地解释了百姓为汉族、黎民为苗族的的象征意涵。这种以后世民族分野倒溯历史、分割历史、强调历史上人种竞争的做法,强化了苗汉之间的异族关系,不利于中国民族的团结一致。近代中国学者为了摆脱东洋史的影响,在人种分类、民族源流以及叙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书写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史,并尽力在兼顾民族平等的同时强调民族一体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除了创新民族史撰修体例外,还在于书写双向融合而非单向同化的历史。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论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以地缘政治、军事关系为中心的探讨

历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皆具有军事安全上的意义,其军事功能首重防御,尤以陆基性国土防御为主,不提倡建立广泛的军事联盟体系和对外领土扩张。从地缘政治关系看,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多变,中原王朝与周边属国、属部难以建立长期稳固、相互信任的安全体系与机制。从地缘军事关系看,一是中原王朝政权没有强迫周边属国、属部从征或邀结为外援的传统,征调外援在中原王朝的军事思维、军队序列中始终不占重要地位;二是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与政策严重受制于其战时后勤的供给能力,加之周边地区特殊的气候、地理、人情、风俗诸因素对其军事行动的巨大阻滞效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原王朝统治者在大多数时期更愿意以王道待四夷,彼此相安。     

上古族群称谓与先秦民族史重构

上古族群称谓,颇为复杂。从语言学角度而论,夷、蛮的原始语义分别相当于用作泛称的"人""民"。和用作泛称的"夷""蛮"略有不同,戎、狄、濮、氐则分别为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居住在森林中的部族、滨水而居的低地族类、居于水滨或低地平原的族类。戎、狄、濮、氐等族群的区别在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所致。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构成先秦民族史的主线。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群之间迁徙混融从未停止过,先秦时期并未形成严格固定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族群概念和夷夏五方格局和夷夏之防的文化观念,将华夏与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夷、蛮、戎、狄、氐、闽、貉、氐、羌、濮、越、僚、胡等族群强为区分,不仅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而且与经典作家所表述的"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普遍性"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的持续深入,科学的先秦民族史理论体系的重建和先秦民族史重构,必将成为先秦史和民族史学界无法回避的全新学术命题。     

清代藏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述——基于咸丰七年《冕宁县志》的考察

藏彝走廊是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代表性区域。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位于藏彝走廊腹心地带,汉、藏、彝、纳西等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具有悠久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咸丰七年《冕宁县志》是时任冕宁知县李英粲在前任知县李昭所撰《冕宁县志》初稿基础上续修而成。该志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内容,并创造性地辟有“夷歌志”。其叙述虽仍流露出夷夏之分和文野之别,但编纂者对前人记载少数民族时的不实之处也做了勘误。对方志中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叙述的考察,为今人利用方志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的问题。这一关键阶段恰逢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认同改造的一种选择。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后者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最终建立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传统民族边疆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边疆观的形成

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中国古代社会对边疆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凡是与中原文化相异,经济落后并为周边少数名族控制的区域,或与周边少数民族和政权控制之地相邻区域,古人皆视之为边疆。边疆民族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与演变,随着近代"边疆"与"民族"概念的明晰,而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近代边疆民族观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但同时也反映出在民族同化过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个性的忽视。     

区域地缘视角下湖南与周边四省的交流互动

受区域地缘关系的影响,湖南与周边的广西、广东、江西、湖北四省联系密切。历史上,湖南与周边四省在政治建置、经济发展、人际交往、文化融合等方面存在着紧密地交流与互动。正是在湖南与周边四省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周边四省的文化有力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反之湖湘文化也对周边四省文化的发展造成了相应的影响。     

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转换的方法论价值

“统一多民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其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构范式既有阶段性的时代特征,更直接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品质与建设质量。从中国民族史研究学术史的发展看,基于中国历史实践的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作为方法论,对于实现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换,重新构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叙述重点和展开主线,从而深刻揭示贯穿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脉络中共同体属性逐渐萌生并不断增强的历史客观性,深刻揭示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民族的演化流变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之间的内在同一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价值。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族群的天下帝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中央皇权从未遇到真正的挑战,即使是入主中原的蛮夷也属于多年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努力融入中原文化的边缘群体,几千年的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原华夏与边疆蛮夷之间互动融合的历史。鸦片战争完全改变了这一基本政治格局,在列强船坚炮利的冲击和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精英面临着一个历史抉择,是继续认同中华民族并共同抵御外敌,还是在中国的中央政权衰弱之时趁机谋求独立,这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保持清朝的版图和民族关系的未来走向。我们认为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是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民族史与民族学(人类学)的对话互动及其对西域研究的意义

<正>近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这个发展对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民族史学科有什么意义?如何评价?常常成为民族史学者的热门话题。我这里从一位历史学者的角度,谈历史学特别是民族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交流与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对中     

超越与去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之路——以苏汶研究的遮蔽与缺席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惯性,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简单化的截然两分,这种惯性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某些缺失与结论偏颇.以1930年代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为例,苏汶正是文学政治化时代一个被阉割、被遮蔽的历史人物.由此可见,若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新拓展、步入新境界,就必须具有理性的问题反思和自我批判,即研究中的超越与去蔽.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汉匈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中原王朝控制后,则成为经济开发的新区。这里曾经是汉军北征的基地,也是民族交往的走廊。讨论当时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是有益的。     

试论叶向高之《四夷考》内容、版本和史料价值

《四夷考》是明末重臣叶向高所撰写的关于本朝周边各民族和国家情况及其与明朝关系的史书，流传至今有七种版本，取材丰富，叙述条贯，史料价值颇高。     

中国古代"夷夏一体"观与政策安排

"夷夏一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一家"的指导下来构筑"夷夏"关系和秩序,代表了民族融合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框架,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夷夏一体"观的制度外化与政策安排互动的结果.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北朝士人的中原情结--《洛阳伽蓝记》叙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洛阳伽蓝记》在叙事中不断强调洛阳传承汉文化的历史地位,展现北魏洛阳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并通过典型文化事例展现北魏洛阳独特的文化气质。杨衒之指明,无论北魏还是南朝文化,都是经过融合并包含其他异质文化在内的新"汉"文化。同为新"汉"文化,"中原"主人应该是"中原"的主权拥有者——北魏政权,从而建构起"以北魏为汉文化正统"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使《洛阳伽蓝记》成为北朝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彰显着新"汉"文化的特质,具有在文学叙事中强调文化融合的意蕴。     

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为例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传统“礼”与“仁”思想基本特点透视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礼""仁"可谓其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颇为复杂,究其特点,主要有四:历史发展"礼""仁"递生与时代合离,外在形式"礼""仁"价值损益与地位调适,具体内涵"仁""礼"内外有别与彼此互动,内在实质"礼""仁"具体与目标合理统一。     

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

这是1983年山东东部古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部分论文摘要.山东东部,古代有优秀的部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受"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只有中原才是中华民族摇篮,夷人落后,无文化可谈的传统观念,即所谓"夷夏之防"的偏见的影响,文献对夷人历史文化记载甚少,杰出的东部文化被贬抑被埋没了,特别是山东东部莱夷文化和莱、纪、(已其)等等古国历史,人们知之甚少,有的至今还象谜一样不得确解.但是近些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埋在地下的资料逐步被发掘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有的已开始研究出了一些成果.为了更好地组织力量,把考古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尽快地揭开东部古族古国历史之谜,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1983年夏山东省历史学会举行了山东东部古国史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十数篇,从考古和历史研究等方面对山东东部部分古国史和莱夷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开拓性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披露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新资料.为了交流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山东东部古国史研究,我刊与《齐鲁学刊》决定同期分别刊登会议的部分论文,以期引起学术界更大关注,引出更多的新成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