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景观建设看清代城市社会的重建与变迁——以成都为例

本文希望通过挖掘清代成都城市著名景观的重新建设恢复的过程及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在明末清初城市遭受大劫难后城市如何恢复重建,来考察在明清易代后城市的重建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各阶层如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迅速整合,以及在城市建设中城市传统如何得以延续与生长.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清代地方经费研究述论

经费为公共事业的根基."地方经费"是用于县及县以下基层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地方经费",非"地方财政".清代地方用于公共事业的经费,与中国传统社会独具特色的双层统治有关,与上层政权的国家财政有别.参与基层社会经费收支活动的人员,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社会的管理,推动了地方社会的运行.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     

两宋之际的苏州与地方秩序的恢复——以战乱后地方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建炎年间,苏州地区经历了金人的屠戮抢掠以及从破败中重建的过程.苏州在建炎兵燹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反映了全国局势对地方社会的深刻影响.在地方秩序恢复的过程中,苏州官府主导的重建官衙工程、实施经界法、推行教育和维持科举等活动,说明了地方官员在地方建设中的个人作用;同时,社会势力的作用不容忽视,苏州人口迁入趋势和宗教场所重建过程,使得地方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但限于民间资源不足、政府经济剥削等多种因素,重建过程也遇到不少阻力.从南宋初年的全国形势来看,苏州地区战后建设可以作为地方稳定性的典型反映,并为此后苏州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传统景观的历史解读——浅析清代成都城市景观重建

城市景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有时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助手”,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层教化民众,灌输其意志的思想工具。清代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帝国的教化功能,景观的修建大多是出于贯彻国家文化政策、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的需要,如重建孔庙是为了强化礼制秩序、“崇儒重道”,武侯祠、关帝庙的重建与加强中央集权、倡导忠义的政治思想有关,青羊宫等道观的重建合乎当时休养生息的国策,而重建杜甫草堂则切合重建社会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清代重建城市景观的过程中,越是前期修建的景观,如孔庙、武侯祠、杜甫草堂,其教化意义就越发明显。     

略论清代荆州的城市教育

清代荆州作为全国驻防地之一,其城市的政治作用不言而喻。荆州作为城市区域和文化范畴,已顺其自然地成为政治中心贯彻和统治地方思想的地域坐标,成为政治话语表达和笼络文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教育作为城市重要的一个场域,对荆州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所带来的意味和价值。     

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

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制城市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朝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一般是地域开发的结果,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城池选址的大位置角度来看,清代的交通路线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厅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就小位置而言,因地方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城址大多面临诸多地理条件的不足,但得益于清代对上述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的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对于清代的城市发展而言,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在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

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史,不仅是经济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行帮组织整合与城市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历史。在清代景德镇社会中,行帮组织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绝大部分公共事务都被行帮组织控制,而且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多借助行帮力量。行帮组织构成了景德镇的城市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特征,制约了城市变迁的方向和轨道。行帮全面控制景德镇瓷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是景德镇瓷业经济的繁盛时期,也是景德镇传统瓷业经济注定要走向衰落之时。     

论抗战时期四川地方建设征用民工

抗战时期,四川作为西南大后方建设的重心,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地方建设.四川地方建设征用民工,主要是进行地方自卫、道路、水利、造林、垦荒、灾患防护以及其它公共福利工事的建设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四川对征用的民工建立了管理和组织、规定了经费和待遇.     

城市经营与提高南昌市城市竞争力

城市作为地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城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不是单纯的投入对象、建设对象和管理对象,还是可供开发利用的客体,所以现代城市不但要建设好、管理好,而且要善于经营.而城市竞争力则体现为一个城市的综合能力,针对南昌市城市经营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相应地提出了提高南昌城市竞争力的努力方向和前景展望.     

乡土文学史中的莫言乡土小说

莫言的作品大多是以乡土为背景来描写乡村生活的,应该说莫言小说是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代表,因此,将莫言的作品置于中国乡土小说背景中将有利于突显出其在乡土文学史上的独特之处.与写实主义和写意主义乡土作家不同,莫言的乡土小说更多的是以一种平民姿态表达着对于乡土中国苦难的体验乃至认同.     

简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建设服务地方定位

学科建设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作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仅要克服学科建设发展的不利因素，还要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学科建设的立足点和归宿，通过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依据地方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特点或需求变化适时调整、提高学科建设成果转化力、建立学科建设服务地方的“互动”和风险防范机制等加以体现。     

论地方政府行为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民营经济已成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与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行为对市场功能的发挥和民营经济活力的释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地方政府行为应其有动态性特征,顺应市场改革的进程,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主动创造宽松良好的经济环境.     

乡土社会的“粘性”研究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后其乡土性也在发生着转变,从当前看来,这种乡土性并未消失,而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不断的自我重构.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性的重构产生了一种“粘性”效应,阻碍了乡土社会的转型.乡土社会的“粘性”主要表现在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努力,才可以化解“粘性”效应带来的转型困境,促进乡土社会发展.     

地方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教育的价值诉求与策略

高校是科学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地方文化蕴藏着丰厚的教育资源,地方文化与地方高校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地方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教育,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契合高等教育发展形势的内在需要,是创新高校教育方法路径上的必然选择.地方高校应自觉担负起传承、建设与创新地方文化的责任,转变教育观念,在促进人文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文化自觉自信与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充分发掘地方文化的教育价值.地方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教育可从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加以推进.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地方大学图书馆应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地方大学图书馆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地方大学图书馆应根据馆藏情况、人员配备、设备条件和读者需求等方面的实际，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服务。     

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陈映真乡土文学观释读

陈映真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主将,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乡土文学理论体系.他认为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提出要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主张文学为人生服务,文学要明确其"人间性"品格,并指出台湾文学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陈映真的乡土文学观对于指导乡土文学的正确健康发展,对于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及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地方党政体制研究

大革命时期地方党政体制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政府组织的原则看,实行"间接党治"原则;从制度规定看,实行地方党政相对独立的体制;从实际运行看,地方政府权力高于地方党部权力.     

略论地方志与地方年鉴的发展关系

地方志与地方年鉴都是以一定地域或区域为记述对象的资料书籍,随着方志与年鉴事业的发展,有人提出了既有方志编修就无需再编辑年鉴,有了年鉴就不必再修方志,年鉴可代替方志等观点。本文认为地方志和地方年鉴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性质、体例体裁、表现手法和功用上存在着各自的特点,不存在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的问题,两者是并存发展不可偏废的。在发展关系上,根据年鉴编辑中存在的问题和建立统一、完整地情资料系统的目标及其环境条件,年鉴编辑应是地方志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方志机构进行管理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