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对中国传统孝观念的新阐扬

阮元对中国传统孝观念的阐发 ,显示了他学术和思想的渊博精深。阮元对传统孝观念研究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 :孝的实质在于实行、实践 ;孝是社会教化和德治的最基本内容 ;孝与性命相联 ,而并非情貌等外在表现。阮元对传统孝观念的新发展 ,在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其借鉴意义是明显的。     

诠释与致用:王安石、阮元经学思想比较研究

同样是学优之志仕,王安石和阮元的经学思想异中有同。王安石之经学秉承原始儒家致用之思想而重为政之实践,阮元之经学则承袭汉儒考据之行风而偏训诂之诠释。王安石之"致用的经学"里,包含着阮元式的"经学的诠释",亦可谓"经学解释学"。同样的,阮元之"诠释的经学"里,也包含着王安石式的"经学的致用",可名曰"经学实践论"。王安石和阮元的经学思想都给他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通经致用"的思想给当今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养分。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中古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积淀与更新

中古西欧基督教的“经学传统”，发端于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教父”对《圣经》的翻译与阐发。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惟经是从”的学术活动与罗马教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这一传统日益封闭与僵化，并步入学阀化与官方化的学术轨道。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西欧社会的新变动与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冲击，这一传统逐渐丧失了对学术文化的神圣支配地位，代之而起的则是人文主义“圣经学”的勃兴。人文主义者否定教廷钦定的《圣经》拉丁文本的权威性与经院哲学家主观臆断的学风，不仅力图使《圣经》版本的民族语言化与《圣经》传播的平民化，而且致力于发掘《圣经》的历史内涵与伦理精神，并以《圣经》为最高的信仰权威，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罗马教会正统神学的理论基石，否定了教廷权威及其礼仪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变革，最终从根本上推动了宗教改革思潮的萌发，促进了西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历史转型。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明中期经学对宋学的反动——以杨慎对经学的阐释为中心

在明中期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对宋学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开始检讨宋学之失,重新肯定汉学之功,强调汉、宋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反宋学必定回复至汉、唐之学,故学者多倡言古注疏的重要性,在经书注解方面注重文字、声韵的研究和名物制度的考订等,逐渐突破宋学空发议论的解经方式。杨慎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认为宋儒之失乃因其"废汉儒而自用己见",他倡导汉学,重视音韵训诂,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开创了新的经学研究风气。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毕竟是考据学兴起的开端。杨慎对经学的阐释已表现出其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崇尚博洽、以实证的研究拒斥宋学思辨的趋向。汉学自明中期起即日渐复兴,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     

论阮元经世致用思想的学术特色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深受汉学皖派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为学扬汉抑宋,注重“实事求是”,但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做书斋式学问,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儒学若干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通经致用"一直是作为一种中心观念和核心价值被加以标榜和提倡的。"通经致用"有"内圣"与"外王"两条路径,前者主要是指个人的儒家道德修养,后者则是指用经术经世干政。自汉朝经学兴起至清末经学式微,随着时代政治的不断变化,经学的"通经致用"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经学的精神、特征与将来的发展

孔子所确定作为儒家重要教材的几部典籍是中华民族早期社会文化创造的总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灿烂光辉。在孔子之前包括西方秦国、南方楚国在内的各国已把它们作为施行教育的基本教材。这些经典中所体现的“中华一统”的观念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保持勤劳、仁爱,重视家庭与社会伦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方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虽历代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学者们的阅历与观念在关注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上各有不同,有流有变,也时时被曲解,但总的来说在历史文化、民族精神与道德素养的传承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其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与后人解说中之不合本义者,今天也容易看出。其中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等思想在当今世界发展中对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有很大的意义。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论经学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影响

汉代以降,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经学,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始终起着辐射式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与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和惰性的一面;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内涵上的;不仅是表现在某些具体方面,而且是整体性、综合性的。经学的影响往往通过思维方式发生作用,因而也深深潜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批判地继承古代学术文化,必然需要学术范式的转变与思想观念上的更新。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论经学对《汉书》思想的影响

《汉书》是在浓重的经学氛围中编撰而成的。经学对《汉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经学思想改造《史记》文本;二,以大雅精神评判历史人物。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儒家经学与浮屠译经：中国两种阐释传统及其关系

[提要]儒家经学阐释和早期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两种重要阐释形态。儒家经学中“无达诂”的出现标志着阐释开始走向自觉,从“解经一字,洋洋千言”到“六经注我”的演变过程,完成了儒家阐释学的建构。文学阐释受经学阐释影响巨大,从“言志”到“原道”,从“原道”到“明道”再到“载道”的阐释准则沿革,是经学阐释主题变换的缩影;浮屠译经从“道其大概”到“文质彬彬”的演进,实现了道教民间信仰、儒家基本文艺观、文本形式再造参与下的多重阐释重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佛教内质的偷换。儒家经学与佛经翻译代表了中国文化对待传统资源和外来资源的两种“阐释—接受”模式,亦构成了中国传统阐释学中水乳交融的时间智慧和空间智慧。充分把握中国固有的阐释传统,对于我们看待理论的中国面孔、现实指向、本土自信,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儒学中“仁”的身体性阐释

中国哲学中流露着强烈的生命气息,尤其是传统儒学中仁的观念的初始根据源于身体。这个本然地含有认知、道德与伦常意识的身体,并非现代医学科学视野下的身体。身体的仁学意义是指身体的感通性、自发而本然的回应照料能力,因而之于仁具有本源性、可返回性。基于身体的这个初始出发点,层层外推,逐步演化成了父子、乡党、陌生人,直到天地万物。对于道德意识结构和伦理秩序的研究与探讨,既不能重蹈西方贬抑身体抬高思维能力的老路,更不能遗忘身体之于道德伦常的本源性价值。消除自我、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以及自我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与身体都存在直接关联,这是回应、照料和关怀德性的实践理性上的必然要求。     

论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五常”的形成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道德伦理范畴,这一概念经历了先秦孕育至汉代形成的过程,在汉代又有“下落以后而再向上升起以言天命”、“内收以后而再向外扩充以言天下国家”的过程,即“仁、义、礼、智、信”孕育时,由“天道”下落、内收到“人道”,后又经过董仲舒的神秘化、扬雄的道德化和《白虎通》的法典化,形成了以“天命”言天下国家的特色。     

论戴震的诗经学

戴震治诗时遵循“思无邪”宗旨,采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方法,其说诗观点与《孔子诗论》相侔之处较多。戴震诗经学瑕瑜互见,客观性考证使其治诗态度较为公允,囿于传统使其治诗思想呈现出历史的局限性。     

论贯云石的经学思想

贯云石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儒家经典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透视贯云石的现存作品,其中蕴涵着较为丰富的经学思想,其主要表现在奉儒崇经、经世致用、创新释经方法和兼融释道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