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年龄移算法的人口预测

文章利用了年龄移算法,基于2010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的部分数据对我国人口总量、老龄化、人口结构等在短期和中长期两个阶段分别进行了预测分析,其中重点讨论了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取高中低三种水平环境,最后提出了一种动态的渐进修正总和生育率模式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可以说,若统计资料在合理的误差之内的话,用年龄移算法对短期的预测结果应该是相当之好,其预测结果是有价值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上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关于总和生育率的统计分析模型

文章根据2007年高教杯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A题中的人口数据,针对总和生育率分别建立指数平滑模型和Gaussian模型,并对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进行预测,合理地刻划了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长期变化趋势.     

中国总和生育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构建

文章对近50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数据展开分析,并用1965~2004年的数据建立了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该模型真实地刻画了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趋势变化,但预测值偏低。为了使预测值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生育水平,文章使用抽样及普查中漏报的人口出生数对模型进行了改进,运用改进的模型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重新计算。计算结果显示,1990年代后期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在1.28~1.66之间。改进后的模型不但重构了我国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而且为总和生育率的预测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育率结构性变化与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实证研究

在全国新生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北京新生人口在2005-2010年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常住人口数量、育龄妇女规模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均不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本文采用分年龄结构的育龄妇女生育动态数据,基于APC模型对新生人口激增背后的生育率结构性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滞后、高龄妇女生育率提高使得生育率发生结构性变化,是北京新生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AP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1970年前后出生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最高,并处于生理生育高峰,对新生人口增长贡献最大.     

从“五普”资料看稳定低生育率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目前中国人口已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对于未来的人口生育政策,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继续维持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使总人口数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高峰并转为缓慢下降;另一种是应当适时进行人口政策调整,逐渐放开二胎生育的政策,使生育率缓慢回升至一定水平再加以稳定。笔者通过对泰安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分析认为:稳定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严格执行现行政策仍然是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我们决不能因为目前出生率处于低水平而对人口形势产生错误估计。     

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我国人口预测研究

文章以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出生率为解释变量,建立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多元回归模型.将该模型导入到人口发展方程中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不同人口政策下的人口状况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如果维持现行政策不变,人口峰值会在2021年达到13.7亿人,人口结构呈快速递减型,“少子老龄化”现象严重;如果取消现行政策,人口会迎来报复性增长;如果适度放松政策,人口峰值会在2045年达到15.2亿人,人口结构会向平衡的自然更替水平发展.适度放松政策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经济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与生育率

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出生人口日益下降，出生率也到达一个很低的水平，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渐渐消失，我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文章基于2005—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交互效应、中介效应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提升发挥着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家的鼓励性生育政策，如“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促进生育的效果，只能减缓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并不能使生育率上升。人均消费支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即人均消费支出会抑制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经济新常态、“全面二孩”政策与生育率波动——基于真实经济周期的分析测度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生育率的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探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育率的波动状况。研究表明:(1)包含生育率的RBC模型,对生育率的顺周期性和反周期性都具有解释能力,育儿的消费成本系数较高时,生育率呈现顺周期性特征,反之亦然。(2)考虑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生育率的反周期特征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会有所提高,尤其在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会有明显释放;生育率的顺周期特征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在整体上不会提高,反而会继续其下滑趋势。(3)"全面二孩"政策对育儿的消费成本形成向下的冲击,能够影响中国生育率的周期性波动,但效果并不显著。从长期看,生育政策调整后总体的生育率水平不会明显改变。     

生育率下降是世界难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生人口为1200万,生育率1.3,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有三十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口净增仅48万人,出生率继2020年首次跌破10‰(8.52‰)后,再次下降至7.52‰,无论出生人口总量还是出生率,都创下1950年以来的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自然增长率逼近零增长时代,中国是否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呢?其实,低生育率不仅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已经成为全球现象。     

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及老龄化的影响研究

文章研究“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对人口的数量和老龄化的影响.人口政策的改变主要影响总和生育率,通过建立Leslie矩阵人口结构模型,预测我国未来不同年份各年龄人口数量.得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所增加的生育量,2015-2017年平均每年为192万,2018-2040年平均每年为29.2万,2041-2050年平均每年为48.69万人,人口在2022年达到人口峰值13.844亿人.“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基本不会改变我国老龄化趋势,但却能缓解我国老龄化问题.     

浙江未来人口预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测浙江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和规模,就是要及早地把握浙江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总方向,以期了然于胸,科学决策。为实现浙江经济的真正起飞服务,为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服务。一、预测方案和采用数据(一)预测方案。本预测采用国家统一下发的人口仿真预测软件,采取三套方案来加以测算:第一方案,从2001-2010年以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而后每隔5年上升0.1,至1.8后不变直至2050年。第二方案,从2001-2010年以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而后每隔10年上升0.1,一直上升至1.6,直至2050年不变。第三方案,从2001-2050年均以妇女总和生育…     

单独二孩政策下的人口预测研究

在宋健人口发展方程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对模型控制变量总和生育率β(t)和年龄别生育因子hi(t)的影响后,对我国2011~2050年的人口总数和人口结构进行仿真。结果表明:单独二孩政策下,人口总数将在2020年达到峰值14.09亿,2050年降为8.97亿;人口结构将依旧呈现明显的“▽”形状。之后,将其与保持原计划生育政策和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现在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是合理的,并建议在2025年前后进一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基于GM(1,1)模型的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广受关注,“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到今年刚实施的“全面二孩”新政策更是引发了热烈讨论.新政策的实施势必影响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文章首先分析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然后通过建立灰色GM(1,1)模型预测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通过研究分析发现:新政策的实行能够提高总和生育率水平、抑制出生性别比例失衡、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改善受教育程度等多种问题,而且计划生育新政策对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增长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并对我国现阶段的人口问题的解决具有良好作用.     

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系数预测

本文利用生命表理论、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模型及年龄移算法,预测北京市老年人口峰值期在2037年。根据北京市1978-2010年户籍人口数据,建立预测值满足老年人口峰值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设定市际净迁移人数及低、中、高三种总和生育率方案下,利用模型预测北京市2011-2050年的户籍总人数、老年人数以及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表明：在低、中、高三种方案下,总人数分别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达到峰值,峰值分别为1377万人、1389万人和1397万人,老年人数均在2037年达到峰值242万人,在预测期内老龄化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至2050年依次为21.25%、20.25%和19.82%。最后,针对预测结果提出了应对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建议。     

通径分析与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运用通径分析方法探讨制约中国人口的中间变量和自变量,为寻找世界人口最佳控制途径提供定量分析方法和信息。制约人口数量的三个因素是:出生,死亡和迁移,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出生。它是人口再生产中最重要的人口现象。影响人口生育水平的因素是众多的,其中有对生育率起直接作用的生育意愿、生殖能力、计划生育的决策和方法等因素,它们是生育率的中间变量(即直接因素);有对生育率起间接作用的国民经济、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因素,它们是生育率的自变量(即间接因素)。现分别探讨如下:     

探寻出生婴儿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原因

近年来,陕西人口总量增速逐渐减缓,人口增长模式完成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至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以下,目前一直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然而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升高,逐渐成为过去20余年陕西人口结构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1世纪中国人口的困境

中国人口的基本态势是：数量多，基数大，增长快，人口总体素质低。人均资源短缺与劳动力素质低下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有关统计，１９９８年末，中国人口总计１２．４８亿。当前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但是由于人口惯性，每年仍以１３００多万的平均增长量增长。尽管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人口学家预测，人口增长仍会持续到下世纪中叶前后，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１６亿左右。人口数量膨胀会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减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城市化的推进和居民消费…     

文化因素影响生育率的定量分析

人们越来越重视用非经济因素来解释人口变动的原因。我们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分析、论证文化因素对生育率的重要影响。我们选择总和生育率为因变量。自变量中选择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代表总的经济水平,每千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代表文化水平,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化水平,每千人拥有(病)床位数和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代表医疗卫生条件,我们发现这些自变量与总和生育率的零级相关系数都在0.34以上。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人口生育变化的新特点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资料的发布,为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生育的特点和变化提供了可能,本文主要就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方面则体现出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一般生育率上升9.61%,但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人口形势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和适应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川省人口老龄化系数中长期预测

文章依据生命表理论,利用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模型及年龄移算法,预测四川省老年人口峰值期在2040年.根据四川省1978～2010年户籍人口数据,建立预测值满足老年人口峰值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设定低、中、高三种总和生育率方案下,基于模型预测四川省2011～2050年的户籍总人数、老年人数以及老龄化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