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碳排放强度控制研究

降低碳排放以达到减缓二氧化碳增长的方法,已被证明是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文章以中国政府提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为基准,以碳排放强度目标值作为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约束条件,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各种因素,寻找其内在逻辑关系,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据此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进而为降低碳排放强度提供理论指导和对策思路。     

基于LMDI的中国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规模、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能源强度、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人口结构和生活水平在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叠加分解模型。该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作了完整的分解和系统的量化,可为碳减排路径的选择及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与能源强度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强且稳健的驱动因素;能源结构、生活水平也显示了较强的驱动作用;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的历史驱动贡献度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予以足够重视。     

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多形式的碳排放模型以及测算全国省际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文章考察了多重因素特别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较为稳健地表明,城市化进程直接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产业结构变化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FDI环境效应的合力是负面的,贸易并非国际碳污染转移的主要渠道。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实证研究

 二氧化碳(CO2)排放与减排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全球最大CO2排放量的中国,尤其值得研究。本文运用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因素分解法对中国1997-2007年CO2排放强度进行了因素分析。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既测度了直接CO2排放,也测度了间接CO2排放;并考虑了各类不同种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的差别,因此更具准确性和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模式的转变是CO2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能源强度;而需求模式的作用较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不仅要注重生产领域的减排,更应重视培养清洁需求的模式。     

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本文将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相结合,运用1997-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着重研究了技术进步（包括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CO2减排的贡献。本文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我国CO2排放总量上升与经济总量的扩大、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正相关;其次,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我国的CO2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自主研发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较低, 在促进生产率提高和节能减排方面,与技术引进形成互补优势的能力尚待提高;再次,技术进步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的IO-SDA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了其可比价格的“碳排”投入产出表,运用IO-SDA模型(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模型),对我国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进行了分解研究.首先设计二氧化碳排放的IO-SDA模型,提出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然后分解分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研究影响这一指标的主要因素;对各部门的二氧化碳完全排放强度进行分解分析,利用已经得到的各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矩阵、能耗结构矩阵、直接能耗强度对角矩阵和列昂惕夫逆矩阵,采用结构分解方法研究各部门完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调整能源供给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产技术创新、实现最终产品低碳化等政策建议.     

碳排放的结构影响与效应分解

 本文从碳排放系数的角度推导了总量变化的SDA分解模型,从社会经济发展视角构建了LMDI分解公式,从而讨论不同时期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文章以云南省为例,运用云南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以及 4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实证分析。SDA计算结果表明：消费与投资扩张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源泉,碳排放强度变动效应是节能减排的源动力;LMDI分解结果表明：人均GDP 增长是拉动云南省CO2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能耗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计算结果,文章提出了低碳经济条件下云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苏浙沪三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比较研究长三角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析发现,无论在排放总量,还是排放强度,都是江苏大于浙江,浙江大于上海。回归分析发现GDP增长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低碳科技水平(每万元GDP能源消费量)提高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总体上,上海节能减排优于浙江,浙江优于江苏。     

努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四川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总量减排面对全球极端气候频发，国际社会要求减少碳排放总量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近年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陕速增长，环境压力和舆论压力不断增大。在这一大背景下，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总量减排，并且有望提前三年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碳减排指标。特别是2011年四川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下降了0．8％，预计2012年倒哿进一步下降，呈现快速低碳发展的良好势头。     

中国居民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碳排放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消费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过产业间的带动作用对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文章构建了碳排放预测的计量投入产出模型,预测了2011年分产品部门的居民消费支出对碳排放的拉动作用,并分析了其碳排放的成因。结果表明,减排重点部门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而其碳排放主要通过消耗煤炭而产生的。     

我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与减排政策思考

通过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寻找在市场化条件下实施碳减排的有效路径。根据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特点和现状,借鉴国内外有关环境问题的理论成果,从人口、财富和技术3个方面选取了6个自变量,并从中筛选出3个显著变量以建立线性对数模型,构造了改进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STIRPAT模型,收集和分析了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数据,最后提出了我国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制造业部门碳减排潜力估算及预测

文章利用碳强度学习曲线模型,测算2000—2020年中国制造业27个部门的碳强度学习曲线,估算27个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并对27个部门的碳强度降低潜力进行预测。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已于2014年碳达峰,达峰碳排放量为39.458亿吨;（2）27个部门中,23个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总产值降低其碳强度,14个部门可以通过降低其占制造业总产值份额来降低其碳强度;（3）到2030年,在基准情景和规划情景下,中国制造业碳强度降低潜力分别为34.69%和36.60%,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23亿吨和20.66亿吨;（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6个部门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将在制造业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     

碳强度减排指标约束下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效率研究

以碳强度作为减排约束指标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全球减排义务而做出的庄严承诺,而碳排放权的分配是决定能否兑现承诺的关键。利用ZSG-DEA模型研究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额度及效率,并将其结果与基于人际公平原则、溯往原则、支付能力原则、传统DEA模型的分配结果及实际排放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各省区在不同原则下获得的碳排放权及减排压力的差异。结果显示:基于ZSG-DEA模型的分配结果更能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且避免了因减排对产能造成的剧烈冲击,不仅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而且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最后,从利益协调、差异化减排策略、市场化减排机制和重塑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省际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结构合理化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文章基于200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测量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指数的同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技术进步、结构合理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作用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非清洁”的农业技术对碳强度具有加剧作用;（2）农业部门通过内部结构优化能够实现“减排红利”和“技术红利”;（3）过高的碳排放强度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倒逼作用”。综合来看,技术进步仍然是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但不能忽视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在选择减排路径时要注意根据各地农业的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地将两种方式结合使用。     

“双碳”目标下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

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量最高的部门,明晰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是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关键环节。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文章构建我国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以2030年电力部门碳达峰总量控制为目标,以公平、效率、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构建基于CRITIC-TOPSIS方法的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初始配置模型,确定初始分配方案;第二阶段,以提升碳减排效率为指引,基于零和收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ZSG-DEA）对第一阶段得到的初始碳配额进行优化,获得处于效率前沿的改进分配方案。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实现电力碳达峰的碳强度减排压力和碳总量减排压力高度趋同;不同地区之间的碳减排压力存在明显差异,中部和东部地区电力部门的整体减排压力相对西部地区较大。     

碳排放强度下降对我国出口贸易冲击的J曲线效应研究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国积极开展减排工作,并于2009年底宣布新的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文章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并建立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碳排放强度下降对我国出口贸易冲击存在J曲线效应,即在碳排放强度下降前期增加出口成本,降低出口;而在后期由于刺激创新,扩大出口。因此,为应对碳排放强度下降对出口贸易的冲击,需采取相应的刺激出口贸易措施来防止其过度波动;同时采用财政支持、加强合作等手段,促进降低碳排放强度相关技术创新。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     

中国与欧盟居民消费的隐含碳排放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和欧盟居民消费中的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的隐含CO2排放总量为25.09亿吨,2005年欧盟25国居民消费的隐含CO2排放总量为46.1亿吨,居民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与欧盟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差异由两个地区在人口、人均消费数量、消费结构和单位消费碳排放四个方面的差异共同决定。未来我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消费结构的升级都将导致更多的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