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在史学界内部,意见从未完全一致。解放初,苏联叶菲莫夫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部分认定,戊戌变法是反动的,因为它属于改良主义运动,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这个意见在中国史学界的多数人中并没有得到赞同。中国史学界一般承认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质,但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会起进步作用,则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近年来的研究,兵分两路:一路从戊戌变法的客观历史作用出发,主张摘掉改良主义的帽子,重新定性;一路坚持改良主义的定性,着力揭示其反动的本质。在某些论著中,通过对变法诏谕的分析,论证百日维新中执行的主要是洋务派的政策,载湉只不过是洋务派的皇帝,并推论即使维新不被推翻,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只能成为新洋务派。这,可以看做后一路的重大“突破”。它给人以新的启迪,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对戊戌变法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

《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郝晏荣写于戊戌变法关键时刻的《劝学篇》，是张之洞表达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代表作。后人多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看待此书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有人称此书是“洋务派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①，有人称此书是张之洞“抵制维新思想的有力武器...     

关于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梁念琼，周忠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他在戊戌时期所起的作用已成公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凭其“誓起民权移旧俗，复研哲理陆新知一的勇气和信心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彼．本文拟就戊戌变法失败后到１９０３年岁末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内容、特点等...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内部两种类型辨析

戊戌变法期间,在维新派内部,事实上存在激进型和稳健型两种类型的人物。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维新理论依据上的不同;二是维新的方式不同;三是对维新时限看法的不同。我们不能因为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温和的改良运动而否认维新派中两种类型人物的存在。     

宋伯鲁与戊戌变法

百日维新期间,台谏中有两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一是被称为戊戌六君子的杨深秀,另一个当推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伯鲁思想敏锐,学通中外,在担任御史的数年中,“丰裁峻整,弹劾不避权贵”,尤其是在变法开始后,他发人之所不敢发,言人之所不敢言,与阻挠维新的顽固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对百日维新起了促进作用。亲历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就曾指出;台谏诸臣中,惟宋伯鲁“言诸新政最多”。本文拟据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对宋伯鲁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活动作一考察。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诗界革命与戊戌变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梁启超说：“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吾党，就是指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党。事实上，诗界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方面的一次维新尝试，它的指导思想，与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是基本一致的。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论汤寿潜的立宪思想及其社会实践

汤寿潜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著名代表 ,又是江浙立宪派的领袖 ,是晚清维新派中唯一一位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 ,在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曾撰写《危言》一书 ,阐述了他匡救时世的维新思想     

略论郭嵩焘的先知先觉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是和“曾左彭胡”一道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虽然他的官运间阅远不及“曾文正”、“左文襄”之显赫，也跟与他一同被诏出山、　生出身的曾国荃相差悬殊；但他的先知先觉，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却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人，更是“曾左彭胡”儒家正统思想派所不能同日而语的。郭嵩焘的先知先觉，集中到十点，就是他通知夷情、明辨本末，第一个提出学习西方应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见解不仅超越了成、同时期大多数洋务派人物的水平，而且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路…     

浅析谭嗣同的信佛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但又是一个狂热的佛教鼓吹者。尤其是一八九六年之后,他的维新变法思想日趋激进,其对佛学的钻研也步步加深。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呢?一个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谭嗣同一八九六年后的信佛是他“悲观厌世”的产物。本文的观点与此相反。谭嗣同一生的思想发展有两次较大的转折:一是一八九四年后彻底抛弃了封建守旧思想,主张“尽变西法”;二是一八九六年后研究佛学,在哲学、政治等方面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两次变化的客     

自立军事件与唐才常

唐才常是近代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1900年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事败身亡。对自立军事件的性质,过去或认为是“反动的勤王运动”,或认为是“戊戌变法余波”,或认为“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唐才常也有“反动”、“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评价。这些看法,大抵都是从事件与清廷的关系立论,而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活动的意义并不能由此得到合理说明。我认为,只有围绕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中心问题—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对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这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没有必要为左宗棠摘洋务派帽子

《有必要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吗?》,这是在拙著《再论洋务派》一文中一个小标题。为什么标出这个题目,得从1978年9月中旬在兰州召开的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的争论谈起。 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进行中间,会议主持者对我说要我次日在大会发言,并告以排在第二位。大会开始第一位发言者为兰州大学历史系一位专门研究左宗棠的教师。他大力宣扬表彰左宗棠在收复伊犁等事业的功勋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遇到一个难题,即与对洋务派贬斥的传统看法相矛盾。他按照传统的,尤其是“四人帮”定的调子说:“什么是洋务派、洋务运动?用‘崇洋媚外,投降卖国’八个字足以概括。”“显然,洋务派与爱国主义是不相容的。”为此,他提出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的主张。看来他对如何解决爱国主义与“洋务派”这一词的矛盾费尽了心机,其实他是错了。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张之洞的道路——从清流党到洋务派

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端绪,清廷统治核心逐渐分化成两个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集团——顽固派和洋务派。在维护清王朝及其封建专制制度、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方面,这两个集团完全一致。洋务派“留心西人秘巧”,致力于推行“西技”、“西艺”,并兼及“西政”,较之一味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顽固派冥顽不灵的态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洋务派并非新生阶级,它是行将就木的封建阶级在西方列强的影响和扶植下日益买办化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封建顽固派那里转化来的。奕诉、文祥是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也是如此,而张之洞则是顽固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完备典型。通过对这个人物生活道路的剖析,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趋向。     

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翁同和不是维新派作为光绪的老师,历任清政府户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刑、工、户等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的翁同和,由于光绪下诏变法,西太后为了孤立和打击光绪,变法后四天就迫令光绪将翁同和“开缺回籍”。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将翁同和加重“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翁同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陷入类似的悲剧,这就使人们误认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     

谈谈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一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戊戌变法前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维新思想,倾注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书中他论述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