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与中国文学变迁之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经过了由口头传播向书面传播的转变,传播媒介经过了由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到纸张的变革。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经过了由原始社会氏族成员的文学走向文化精英与贵族的文学,又由文化精英与贵族的文学走向市民大众的文学的变迁。     

各民族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困境原因初探

文章在阐述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困境中,指出存在当前此种情况的原因,即文化"洼地效应"与单边译入书面的形成,文化公平权力的缺席与母语文学传播权力的放逐,传播意识的缺乏与母语文学的自我遮蔽。     

秦汉时期岭南越人与外界的交往

岭南越人与中原、长江流域、云贵高原各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往来。这种交往，在赵氏政权统治的南越王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阶段。岭南越人吸收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并积极地与周邻地区相互往来，同时还利用地处海滨之优势，进行海上开拓，为岭南越人在西汉中后期更进一步地与汉民族相互融汇，为日后的广州作为东方第一人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广州象岗南越文王墓，则以出土数千件精美绝伦的文物、雄辩的事实向世人宣称，它是相互传播交流的结果，是南北文化、中外文化、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交沈的结果，没有这多种形式的交流，就不会行南越王墓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美妙绝伦之作，也不会有日后岭南地区的迅速发展。     

唐宋浙江茶文化繁荣原因探析

作者认为唐宋时代浙江茶文化的繁荣发达 ,除了浙江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外 ,还与当时整个浙江文化在国内所处的重要地位息息相关。本文阐述了浙茶与浙江山水、越瓷、宗教、文学等其他文化层面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     

试论古代汉语词汇与汉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

词汇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赖以传播的重要媒介物。这一点,在古代汉语的词汇中体现得异常突出。因此试从三个方面探讨古代汉语词汇与汉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并试图透过古代汉语词汇来认知汉民族文化丰富而又隐秘的内涵,以期在汉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古代汉语的词汇。     

论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

我们不把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仅仅看作是娱乐、教育或寓教于乐,而是知识分子主体间的交谈与对话,把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的根本性特征定义为知识分子间性。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既不属于大众文化传播,也非局限于专业或学科内的学术与教育文化传播,而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精神文化传播。从历史看,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从来主要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事;而今天的文学有没有黄昏,要看的并非影视剧如何发达,而是今天知识分子是否处于黄昏状。中国现代的、独立和超越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没有真正长大,所以,现代的真正具有知识分子间性的文学还在黎明,还在走向日午的过程当中。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的历史意义

北方各民族积极参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大地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分为三大系统,中国古代民族的空间分布与之相应,亦可分为北方民族系统、中土民族系统和南方民族系统。这三大文化—民族系统分别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中土汉民族文学和南方民族文学的源头和土壤。三大文学系统由北而南,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学总体结构。北方民族文化、文学往往为主体民族文学输入新鲜血液,激活其内在运行机制,使其得以充实和重振,呈现出新的风貌。北方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动,不但使中华古代文学保持了活力,也是北方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汉语文学的发展,既体现了其他民族的“汉化”,也体现了汉民族的“胡化”。     

文学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生存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作为掌握书面文化中美感经验部分的文学知识分子,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经书面文化(文学文本)的中介,既有普遍性、超越性的特征,又有自身的局限与问题。作为社会代言人的文学知识分子,是一种转型期现象。在规范化的社会中,非价值空位的边缘立场是其生存的合理性空间。     

略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文化发展态势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风雨表。文化的发展既受经济制约,又能制约经济。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发达,文化不发达,经济也难以发展。这就是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或     

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美学风貌

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创作是体现其文化价值观与文化审美观的形象载体和典型参照。概而言之,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美学风貌表现为富有想象的诗性思维、虔诚浓烈的流寓情结、忧郁悲壮的抒情色调、神秘高贵的神性气质。与美学风貌紧密联系,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文类特征、文类关系与叙写模式也具有鲜明的特色。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商丘古城”的概念界定及其科学意义

＂商丘古城＂概念的界定是商丘社会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4000余年历史长河中的商丘大地上,＂宋国都城＂、＂秦汉睢阳城＂、＂隋唐宋城＂、＂宋南京城＂、＂明归德府城＂等都是中华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所内蕴的＂始祖文化＂、＂商文化＂、＂火文化＂等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更是商丘的特色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商丘古城＂的能指与所指经常游离,影响了研究者思想的的表达与交流。所以,＂商丘古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把商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古城形态统一起来,挖掘、提升其内涵,促进传统文化的整合。     

论易学源于山东——兼论汉以来山东古代学者对易学之贡献

作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易学有汉易系统、晋易系统、宋易系统三大形态。有材料证明,这三大系统开风气之先的都是山东学者。汉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孟喜,集大成者是郑玄;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王弼;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结论:易学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纵览文化轴心期以后汉以来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看出,山东学者对我国易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庄子漫说三题

庄子在我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反响,具有重要意义。"(庄子)宋之蒙人"是屡见于两汉至唐文献的古说,当指庄子的里籍。把东明定为庄子故里,为考索庄子生平提出了新说,值得重视。     

黎族工艺文化的嬗变——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类型及特征的比较研究

认为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具有不同民族工艺文化元素,体现了早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互动的关系。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