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特性

公共管理是近些年刚刚诞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 ,伦理关系的基础性意义被突现了出来。在对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 ,如何自觉地遵循其成长的规律 ,是需要从对它的伦理关系的考察开始的 ,只有把握了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基本特性 ,才能作出自觉建构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制度选择。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是公共管理能够区别于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其中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自身的特性又是理解公共管理能够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前提。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与一般性社会伦理关系相比 ,具有开放性、具体性、整体性、非交换性、非赠与性和历史选择性等基本特性。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常态与非常态网格化治理的共同模式与守正创新

网格化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新模式,依据治理情境的不同,网格化治理有常态与非常态治理之分。常态网格化治理注重格内日常事务的治理,而非常态网格化治理则是应对公共危机做出的超常规治理选择,两者有着共同的治理模式。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社会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治理的预警性、清晰性和整体性内在需求。常态网格化治理在面对公共危机不利因素的高度积聚时存在着治理与情境的失衡,即存在着适用性障碍,暴露出治理上短板或不足,需要升级、转换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这要在依循共同的治理模式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补短堵漏和全周期打点来构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体系,进而提升网格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智慧治理的中国话语：中外智慧治理意涵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智慧治理研究成为热点。国外智慧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智慧城市来进行,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六大内容之一;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一系列复杂情况,公共治理维度的智慧治理概念被提出;智能治理则是融合了东西方智慧的全球治理概念。国内智慧治理从智慧城市治理,到新型智慧城市治理,再到智慧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引介、借鉴到本土生长的超越,需要构建植根于中国情境和政策叙事的智慧治理话语。中国话语的智慧治理,需要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的作用,因为智慧治理的智慧来自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它是人类群智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共治,智慧治理位于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紧密合作与离散独立这两极之间的连续光谱上;需要更加凸显全球治理视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竞争延伸到制度与体制的竞争,国际的政治也是国内的政治,智慧治理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中体现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智慧;需要统筹线上线下,注重线下群体智能,践行新时代网上网下群众路线,汲取中国实践的治国理政智慧;需要统筹城乡,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坚...     

公共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听证

行政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制度,它起源并发展、发达于西方,但是它显现的尊重民意、制约权力的正当程序理念具有普适价值,在公共治理实践中对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以及确保权力运作的公正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听证制度被引进我国后迅速发展,在行政处罚、政府定价等领域开始实际操作,但我国行政听证制度需要在适用范围、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期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风险治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随着城市空间的高速扩展和城市系统日益复杂化,城市成为各种风险要素的聚集区域。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城乡发展失衡、社会利益分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表明当前中国城市风险治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应对。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当代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对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包容性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农民工文化需求从公民权的解释中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保障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市民同等文化权利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及其市民化之前提。传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在空间、范围和内容等方面的封闭性与排异性,造成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体系"短路",农民工文化生活荒漠化。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角度考量,城市社区被赋予更强的吸纳与整合的包容性治理功能,以常住地街、区级行政为主导,社区为平台,协同社会组织参与,是城市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及发展走向

社区治理的绩效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我国社区治理模式从过去的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到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最后发展到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政府支持的社区治理模式。为了有效实现社区治理,要加强社区法律制度建设;科学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职能,拓展社区自治空间;积极培育第三部门(NGO);推进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培养居民的社区理念;从系统观上理解和实践社区治理,完善社区各项配套改革措施。     

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公共品牌创建与治理研究:意义、现状及趋势

公共品牌作为品牌产权归属主体及使用权具有公共性质的品牌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疏于治理致其资产流失及低效现象严重.公共品牌存在广泛,功能重要,其创建与治理较为复杂,任其自由发展对社会资源浪费很大.而且,公共品牌承载着社会文化的创新与变革,是社会文化在一定时期的凝结与体现.因此,对公共品牌进行持续、系统的研究意义重大.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论社会治理活动中的道德行为选择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道德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行为选择对于社会治理活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整个伦理学的发展史都把人的道德行为作为研究的重心。但是 ,真正能够对人类社会治理活动发生实质性影响的伦理学说并不多。公共管理伦理学才是真正的、直接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学 ,它研究公共管理者道德行为发生的前提、基础和机制 ,并寻求道德制度的保障。     

城市分隔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城市治理提出了较高要求。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治理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分隔治理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为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治理中,城市分隔治理也会导致城市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同时,社会群体内部治理的公正性也难以得到保证。此外,由于技术瓶颈的存在,小区域治理中的成功模式也难以引入到城市治理中。因此,城市分隔治理产生了效率与平等相互矛盾的困境。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分隔治理也在城市治理中被广泛应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分隔治理的负效应可以被避免。同时数字化技术创新,也有助于超越城市分隔治理困境。     

论现代城市治理的模式

现代城市治理的模式有三种:企业化城市治理模式,顾客导向型城市治理模式,城市经营模式。这些模式对天津城市治理都有可借鉴的地方。现代城市治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漫漫的民主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城市政府统治的现代发展形式,是城市公共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