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

缅甸的掸族与中国的傣族本为同一民族,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缅甸掸族,是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的北扩这一历史背景下,促使该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逐渐形成于缅甸境内。虽然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某些方面与中国的傣族有所不同,但还有许多方面依然很相似。而且直到今天,居住在缅甸的掸族依然还自称傣族。     

土司存废与国家统一(1944~1948)

1944年至1948年间,滇西土司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反对改土归流。前两次会议都有英国人参与,史称"高理会议"和"小陇川会议",滇西土司开会的目的是借助英国的力量以维护土司制度。民国政府避免了英国的干涉,将此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处理,和平解决了这次边疆危机。1948年缅甸刚宣布独立,滇西土司又召开会议。民国政府立即展开调查并拟废除土司制度。8月,媒体披露了滇西土司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国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土司问题,以保留土司制度使土司服从政府管辖。这几次边疆危机的发生和解决,重新调整和规范了民国政府与土司之间的关系,维护了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     

中国西南边疆危机与近代景颇／克钦研究述论

近代,随着缅甸全部纳入英属印度殖民地时代的到来,从中国内地途经云南腾越,进入缅甸八莫、曼德勒等地的西方人士不绝于道,对分布于中缅边境的景颇／克钦民族的见闻和认识在其所著述的游记或调查报告中得以体现。国内同一时期,西南边疆危机凸显,被称为“野人” 的族群及其所在野人山区域骤然升温,成为外界关注之焦点。搜寻这一时期中外学界及相关人士对这一族群的记述和研究,将进一步呈现近代景颇／克钦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特点。     

专题弁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方式研究

近代，随着缅甸全部纳入英属印度殖民地时代的到来，从中国内地途经云南腾越，进入缅甸八莫、曼德勒等地的西方人士不绝于道，对分布于中缅边境的景颇／克钦民族的见闻和认识在其所著述的游记或调查报告中得以体现。国内同一时期，西南边疆危机凸显，被称为“野人” 的族群及其所在野人山区域骤然升温，成为外界关注之焦点。搜寻这一时期中外学界及相关人士对这一族群的记述和研究，将进一步呈现近代景颇／克钦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特点。     

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

研究青海地区土官、土司制度的变迁 ,对了解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具有典型解剖的意义。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 ,明代得到普遍推行 ,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官制度大同小异 ,随着时代的进步 ,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 ,终于走向消亡。     

地方行为与边疆治理: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研究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是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朴素的社会规范形式和特色鲜明的地方行为,它既有一个体系完整的组织结构,又有一套形式多样的仪式程序,还体现着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云南沿边土司族群内部的盟誓、土司与土司间的盟誓,还是土司与非土司群体的盟誓,国家对云南边疆治理的成分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事实证明,只有各民族长期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加强交往交流,才能形成边疆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和谐、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清朝政府对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的反应

英占缅甸，威胁我国西南边疆的安全。清朝政府早就得知英要对缅发动第三次侵略战争，但它没有准备去支持缅甸反抗侵略，而是企图派人劝缅对英妥协投降；缅甸各族人民抗英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清朝政府对这一正义斗争没有给予实际的支持；英占全缅之后，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同清朝政府谈判，清朝政府对英存在幻想，致使英国殖民者让出虚名，求得实利的阴谋得逞。云南地方官关心缅甸局势的发展，在他们的奏报中保存了不少有关缅甸人民抗英斗争的重要史料。清朝政府对英国占领缅甸的反应，是由于它既害怕本国人民，又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反动本质决定的。     

边疆政治演进中的族名实践——以德昂族族称为视角

德昂族官方称谓的出现与族称的历史变迁是清代中缅战争以来在疆域边缘特殊区位环境下边疆政治力量长期演进推动的结果。德昂族的族称命名在历史脉络中蕴涵着支配政治资源,区分政治秩序,赋予政治权利等族群政治生活的内涵。在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对德昂族族名进行回溯研究,旨在说明古典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族名所承载的深刻政治关系与政治涵义。     

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视域下的中缅减贫合作研究

近年来,虽然缅甸在消除贫困的进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贫困率也在逐年下降,但贫困问题仍是缅甸政府及民众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中缅减贫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文化、合作理念、现实和制度等基础,并已在经贸投资、援助、减贫专项合作及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为更好地促进中缅减贫合作,还应加强对缅减贫合作研究,制定中缅减贫具体的合作规划,加大对缅投资力度,扩大对缅劳动力需求,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完善缅甸贫困农村基础设施,提升缅甸贫困人口的就业技能,引入在缅中资企业资源,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等。     

土家族土司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土家族土司文学所反映的土司时期武陵山土家族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时期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所蕴含的国家意识、中华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和开放包容精神等思想文化内涵,为解读武陵山土家族地区世代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也是土家族和中华各民族共同开疆拓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有力例证。土家族土司文学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土家族土司文学的时代价值,反映了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乃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是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发现,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     

武靖州的设立、迁址及其废置缘由考析

武靖州的设立、迁址和最终被裁撤的历史过程及政治经济背景,是明中期广西边疆地区局势变化,朝廷对华南地区的经营策略,以及官府和地方将领对狼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明代国家军政秩序在华南地区推广和变化。     

简论北宋对西北缘边吐蕃熟户的政策

北宋时期,在政府大力招诱政策的影响下,西北缘边诸多吐蕃部落相继内属而成为熟户。吐蕃内属后,宋蕃民族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北宋政府根据边情和统治的需要,对缘边吐蕃熟户实行了许多绥怀优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封爵、给田免租、通贸易和恤刑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

明代在西北、西南边疆驻军戍守中,由于戍守边疆地区的军队数目庞大,给养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为解决边疆驻军的给养,明朝实行卫所制度。随着卫所的建立,内地汉族大量移居边疆,从而使汉文化以卫所为据点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并存发展。     

元明中央王朝治理藏族地区模式比较研究

西藏自元朝开始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后,历代中央王朝即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管辖。文章就元朝和明朝在藏区的施政模式进行了考述与比较。     

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明代封贡防卫合作的思维与实践

基于军力的局限,明朝君臣的封贡防卫合作思维一直以明王朝的现实利益特别是王朝军事安全为核心,奉行一种务实性的军事外交政策,其要点在于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在这种根本的政策思维之下,所谓和平外交、存祀主义、中立主义、干涉主义各种具体的外交政策与策略,皆各得其所、各尽其用,颇有可采,这在明朝有限的封贡防卫合作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虽然自嘉靖中后期始,特别是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在东南亚海域的外缘封贡防卫体系逐渐被破坏殆尽,以陆上毗邻属国、属部为核心开展的封贡防卫合作也愈加窒碍难行,明朝封贡防卫体系的圈层性收缩与封贡多元诉求的退行性选择日益明显,但仍不脱维护本土安全之要旨,亦可谓世异时移,攻守之势相异,因此不能以汉唐盛时之事苛求于明人。     

诗歌在“剪灯二种”中的表达功效

＂剪灯二种＂中融入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与小说散体叙事本身浑然一体,具有非常独特的表达功效。这些诗歌的融入不仅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小说弥漫的悲剧色彩,还形成了小说融情入理的风格,折射了明初政治文化氛围的微妙转变,此外从文学史来看,这种诗入小说的方式显示了明初文言传奇小说向唐传奇雅的复归趋向。     

明末清初江南作物栽培与灾害防治问题——以《补农书》为中心

张履祥的<补农书>作为中国农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比较突出地总结了明末清初江南农业生产经验.以该书为中心的考察表明,江南一些农民在水稻、麦子、芋艿、洋芋、萝卜、白扁豆、瓜类等作物栽培中,精心讲究技术,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防治灾害.他们努力克服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为乡土社会文明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     

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张居正改革的伦理视角探讨

明王朝以伦理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张居正为了顺利实施其改革计划而采取的与李太后、冯保结盟,用人及"夺情"等手段,客观上触犯和践踏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侵蚀了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张居正强国富民、稳定王朝统治的改革目标,虽然能获得合法性认可,但他为达致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改革手段却不具有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正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