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先秦礼之变迁

中国的礼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并有一个“损益”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礼得以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后世文化发展演进的基础。本文试从三代之礼的“因革”入手,考察先秦时期礼的发展脉络并对西周、春秋时期礼的发展、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阐释,来揭示先秦时期礼乐文化在鼎盛和转型时期的特征与作用。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先秦乐的人文特质

综观乐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先秦乐的人文特质及意义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凸显。一方面,乐具有独立于礼之外的那种宣泄人自身内心情感的特征,既体现了个体对自身精神层面的关怀与追求,又实现了由个体上升为群体而衍生出的群体精神。另一方面,乐与礼相伴相生,礼经过制度化的建构成为礼制时,乐的德性特征也被纳入到礼制的框架中而成为服务于礼制的工具。     

礼:中国文学伦理学关键词——兼论《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伦理学的早期发展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义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早期的观念中,礼分三个层面,相应地,中国早期的文学伦理学思想也有三个层面。最大的礼是"天地之别",天尊地卑,理所当然,文学要遵从天地之序;把天地之序推衍到人间,就成了"人伦之序",文学要厚人伦美教化;进入人与自身的层面,要求调节个人情感,文学则要求节制情感抒发。《文心雕龙》秉承中国礼义文化的基本精神,以礼立体,以礼论文,是中国文学伦理学的早期发展形态。     

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以“三礼”为代表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闽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礼与生活——圣城贤谈

礼分为＂礼仪＂、＂礼制＂、＂礼义＂三个层次。礼义决定了礼制,礼制决定了礼仪。因此,所有的＂礼制＂及其外在的＂礼仪＂表现,其实都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礼义＂———正义原则。儒家的正义原则一个是正当性原则,一个是适宜性原则。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下）

（接上期） 三、礼制考论 礼之别异,一在于仪,二在于制。礼制是对礼器形制和数量的规定,是礼义在物体层面的体现。《礼记.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礼的分配作用和节制意识要求不同社会阶层在器物使用上有所区别,礼别尊卑、上下的社会意义也要求在仪式所用器物上有所差异。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试析先秦时期山西法文明——以礼与法的发展演变为参照

山西古老的历史传统中蕴藏着丰厚的法治资源.文章以先秦时期为时代背景,以礼与法的发展演变为参照;从原始社会的法从礼来,夏、商、西周三代的法在礼中,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分立三个阶段,考察并分析了山西法文明中独角神善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唐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开启的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法文化传统,三晋法家在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法治”思想.     

先秦礼文化与语言的雅化

先秦礼文化与语言的雅化有直接的关系.从语源上说,先秦“雅言”一词就是指合乎礼仪规范的言辞,是先秦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先秦著作中那些被誉为语言典雅的文本,字里行间都打上了礼文化的明显印记,显示了礼文化对语言雅化的影响.礼文化与雅言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礼之“敬”促成了雅言的谦逊、委婉；礼之“别”确立了特殊场合语境中的雅言规范；礼之“饰”推进了雅言的修辞技巧.     

礼制史上的鹊巢鸠居——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

周代乡礼的礼义,经由分析《仪礼·乡饮酒礼》所载仪节设置,可抽绎为三个层面:宾主之间,礼让致敬;长幼之间,尊长身教;全乡官民,和乐凝聚。由乡长亲自主持的乡饮酒礼,是西周春秋以来乡治精神的高度凝结,是乡里官民会聚的公共空间。乡礼的礼义能否充分体现,取决于乡治的运作是否良善,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执牛耳人物,就是乡大夫和乡老。乡治,乃是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天子、诸侯分封制的另外一条路径,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组织模式。学界长期以来对此认识不清,段玉裁亦误释乡礼本义。西汉成帝以来逐渐重建乡饮酒礼,至《大唐开元礼》形成了新的体系,即分列为皇帝养老、刺史乡饮酒和县令正齿位三项仪式近似的礼典。这一历史演变,乃是秦汉以来地方社会组织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动的结果,而乡礼的礼义内核则在东汉至西晋渐为养老尚齿所寄居,至隋唐以后再一次被乡贡尊贤所占据。乡饮酒礼就像鹊巢之被鸠居,礼制史上的这一演变可称之为“礼仪的鸠占化”。明清以降,尊长、尚齿的礼义与中央集权进一步共振,乡礼再度变质。     

先秦儒家"礼以美身"的观念辨析

在先秦儒家的观念中,礼与身的关系不简单是"礼自外作",文章通过梳理礼与儒(巫)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士的身体姿态是对礼的展现.春秋时代,礼成就"威仪棣棣"的君子.孔子将对礼的践履作为成仁的工夫,发展到荀子,礼内化为生命体的内在结构构成,而其成为中国宗法礼制文化结构坚实的生命基础.     

试论近代国家制礼机构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从礼制到礼学——先秦儒家对礼义的探寻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书仪——中古时代简便实用的“礼经”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