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迂,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

东晋末年,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出身寒微的刘裕和仕途坎坷的吴姓士族结成了同盟关系。吴姓士族对刘裕忠心耿耿,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了刘宋建国前几乎所有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为刘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刘裕的器重和信任。刘宋建国后,虽然吴姓士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刘宋皇室为取得侨姓高门的认同,大力笼络侨姓高门,吴姓士族的地位依然低下。     

素族、庶族解

南齐书高帝纪,遗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赵翼据此说:“齐高自称素族,则非高门可知也”,似乎以齐高为低级士族。然就赵翼全文看,“素族”与“世族”对举,指的是“寒人”。对此,周一良先生很早以前就用丰富史料作了驳正,明确指出南     

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

引言东晋元兴年间,代晋称帝的桓玄管拥有一支为桓氏所用的禁卫军。《宋书》卷五十《胡藩传》载:“义旗起,玄战败将出奔,藩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通鉴》文略同,胡注曰:“桓氏世居荆楚,西人皆其义旧,此盖从玄东下,玄既篡,因以为羽林。”共说是。然而,桓玄政权的短祚,使其“羽林射手”变成了门阀政治的殉葬品。在以刘裕为首的次等士族强化皇权的过程中,我们又看到禁卫军的重振。一、从“彭沛乡人”的“义队”到初具规模的刘宋禁卫军刘宋禁卫军的前身是元兴三年(四○四)刘裕在京口起兵后建立的“义队”。《宋书》卷四十九《刘钟传》云:“义旗将建,高祖版钟为郡主簿。明日,从入京城。将向京邑,高     

兰陵萧氏早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

《南齐书》、《梁书》所载兰陵萧氏早期谱系不尽可信,主要是齐、梁间为提升其家族门第而伪造。兰陵萧氏在东晋南迁后,属于“北人次等士族”,表现出尚武的特征,被高门士族鄙视为寒门。刘宋兴起,由于其家族与刘氏皇族联姻,地位不断上升,齐、梁建国,其家族精英迅速士大夫化,其门第有所改变,隋唐时期,萧氏成为江左侨姓士族的代表。     

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史上,东晋是一个由王、庾、桓、谢四族为代表的高级士族先后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为什么出身“寒微”的低级士族刘裕敢于觊觎皇帝宝座,而最后终于得以如愿以偿,凌驾诸高级士族而上,推翻司马氏,建立宋王朝呢?其原因我以为最根本的就在于东晋后期高级士族的没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和软弱,他们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而这一切正是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刘宋皇族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士族社会不同。刘裕“本无术学”，其为人“轻狡无行”，缺乏士族名士的风雅。其子孙虽有个别人趋于名士化，但大多依然如故，在学术上庸鄙粗陋，在行为上无视礼法，亵渎伦理。究其根源，正在于其寒门家风的延续。     

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

东晋晚期,随着门阀士族腐败因素的增加,“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解体,以刘裕为首的下等土族凭借北府兵武力夺取了政权。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对反抗的高门士族如京口刁氏、太原王氏等严加打击,但门阀土族仍旧拥有的势力和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使裕等不得不以各种手段拉拢他们。“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的刘裕,“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腆颜参与名士之清谈;其重要谋臣刘穆     

晋末刘裕与刘毅之争述论

刘裕举兵反桓玄取得初步胜利后 ,即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文武亲信 ,渐渐与刘毅等人产生了矛盾。通过平广固灭卢循 ,刘裕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他以武功威服了士族 ,取得了他们较为广泛的支持 ,在这方面远较刘毅成功。     

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

从东晋末年刘裕团结北府兵将领起兵反对桓玄的统治起,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政变和战争。我以为,其性质是逐渐兴起的低级士族借日益腐朽无能之高级士族遭孙恩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之机,向他们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而以低级士族基本胜利,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高级士族俯首称臣,和新贵合作而告终。低级士族的代表刘裕,代晋后很快杀死晋恭帝,临终前选拔出以徐羡之为首之顾命大臣,以及这些大臣从显赫到覆灭,便是整个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略述南朝士庶政治势力之消长

南朝门阀士族先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刘裕废晋时，士族开始衰落，寒门庶族逐渐兴起，造成士庶不分的局面。     

麒麟门北刘裕陵

江宁汤山麒麟门北1公里．便可见大道两侧各有一只巨大的石兽．这里便是1500多年前叱咤风云的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归葬之地。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明智的帝王，堪称一代有为之君。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来称赞他的传奇一生．     

论魏收的门阀士族思想

魏收以门阀士族思想审视历史 ,将门阀士族代表人物作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对象 ,以门阀士族的谱牒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 ,并在士族人物传记中大量附载其宗族谱系 ;他对士族人物的识量器局特别有兴趣 ,喜欢在列传中描绘其状貌仪容、神态气质等 ;他以门阀士族思想评论人物 ,喜欢在史论中对士族人物的家世、权势等大加赞赏。魏收的门阀士族思想是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家庭出身所决定的     

略论“元嘉之治”及其北伐

宋文帝刘义隆统治的元嘉时期(424～453)在南朝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因其卓有成效的内政改革,取得了著名的“元嘉之治”,把刘宋的国力推向全盛;但元嘉末年北伐战争的失利,又迅速降下了这一治世的帷幕。宋文帝如此的治乱相寻,集成败于一身,令历代史家感慨不已。但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评析,本文就此略作探讨,求教于方家。一自东晋以来,皇权中衰,士族权贵垄断了军政大权。420年寒门将领刘裕代晋建宋,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趋于强化。但其在位仅三年,局势尚未稳固,这一使命落在了后继者刘义隆的肩上。当时士族阶层虽已腐朽,但仍享有特权,不断与皇权发生冲突,而皇族内部也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     

记忆、统治与“造宋”文学——以谢瞻《张子房诗》为中心

谢瞻的《张子房诗》冠绝当时，却较少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文化记忆、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其独特意义则得以彰显。本文以该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勾连傅亮、郑鲜之、范泰、谢灵运等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创作，以期展示这一时期文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同时揭示刘裕运用对张良、刘邦、刘交等历史人物的文化记忆来表达其渴求贤才、追求正统、合法化自身统治的想法。另外，本文将《张子房诗》与其他“造宋”文学作品一起考察，可以凸显武将与士族在晋宋之际势力的盛衰变化，也可揭示出这些“歌功颂德”作品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陶渊明

陶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公元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是晋宋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字元亮,晋亡之后,改名潜,字渊明。因为他做过一篇《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所以又被称为“五柳先生”。东晋末年刘裕专政时曾经征他为“著作郎”,他拒绝了,诗人颜延之作《陶征士诔》说:“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后人又称他为“陶靖节”、“陶征士”“陶征君”;还因为他最后做过八十几天的“彭泽令”然     

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