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将因果关系作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的区分,混淆了因果关系与责任认定的不同阶段性.应当还因果关系以客观事实属性,而将责任成立与否及范围大小等问题,交由过错、公平、违法性等社会主流观念来确定.试图以因果关系的名义,通过探寻因果关系适用的规则体系化来弥补责任认定上因自由裁量所带来的任意性,只会使因果关系理论人为地复杂化.自由裁量问题,是用法律规范调控社会不可避免的.     

公共政策制定价值研究论纲

在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利益多元化、城乡二元格局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对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问题。对公共政策制定进行价值研究,就其界定的范围来看,公共政策的“政策”运行逻辑在实质上规定了公共政策制定价值研究的基本框架。     

延退政策之信赖保护原则适用

这些年延迟退休政策一直在我国饱受争议。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延退政策的推行是大势所趋。但是,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来看,我国目前并不适合立即推行延退政策。延退政策是一个需要科学研究、综合考量、审慎推行的公共政策。在如此重大的行政决策制定与推行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从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出发,认真考量延退政策的正当性问题。     

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从中西方比较的视野分析

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人性的尊严与捍卫民主的价值。一般的说,公共政策过程要同时满足＂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而实现公共政策民主价值的途径则需要将其过程置于宪政的架构之内。从宪政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宪政的历史较长,理论也较为成熟,其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多元民主的＂控权＂与＂保障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历史则较短,内涵也存在差异。鉴于此,如何理解公共政策与宪法的逻辑关系成为构建宪政精神的关键理论前提。而培育政策制定主体对宪法权威的信仰和忠诚,则是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首先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     

道德自由是道德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

我们以前往往将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哲学上的自由和道德上的自由混为一谈。实际上,政治法律自由是指在制度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人们行为的可能性,哲学自由是指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道德自由则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指行为主体自觉自愿地按体现历史必然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去行动。道德自由以行为的自觉自愿和自主为特征。行为主体将根据道德必然性来行动,将道德价值的实现看作是自己的内在需要和乐趣。道德价值是指自由的行为主体在利他动机的支配下从事的道德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而道德价值的实现是指自由的行为主体顺利实现了由利他动机到行为结果的     

从源起到终极:法治自由价值核心地位的理论证成

从法治观念的源起到法治实践的终极价值旨向,人类一刻也未曾离开过自由理想的支撑。法治自由价值核心地位的理论证成依赖于四个基本要素:人的自由精神、法律、自由权利和人类的终极理想。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人的自由精神是其产生的动力之源,法律通过制度形式确认人的自由理想,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以法律为载体的人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在终极意义上法治追求人的自由和谐与全面的发展。在法治的价值序列中,自由既是法治的元价值,也是最高层次的价值,其他价值从属于自由价值。     

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在法治所寻求的诸多价值中,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这源于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本性通过实践来展开,主体间的自由需要法律来调整.自由是法律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自由的外化.法治运行的宗旨是保障自由的现实化,在法治价值目标序列中自由处于核心地位.     

公共政策价值评估:缘起、概念及测度——一种批判实证主义的评估程式建构

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做权威性分配,作为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对公共政策价值判断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价值评估方面的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中不可缺失的向度。文章从批判公共政策评估实证主义的视角入手,为公共政策价值判断、价值评估的引入开辟可能性图景,并界定了公共政策价值评估的概念范畴,构建了公共政策价值评估模型,规划了政策价值实际评测的技术路线。     

公共政策对话:自由、对等、公开

公共政策话语活动是政治活动中的主要内容。从对话的角度看,对实质相关问题、公开性问题、言说行为资源问题以及共同在场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关于公共政策对话机制的构建过程,以此为基础,将在政府组织成员与社会主体之间展望一种自由、对等和公开的公共政策对话体制。在这一对话机制下,公益的整合将由政府组织成员和社会主体共同做出。     

对法官酌处权实践价值的探讨

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法官酌处权,主要指法律授权法官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斟酌案情、裁量刑罚的权力。法律对这些条件和范围不作详尽冗杂的规定,而留给法官以相当大的裁量余地。法官酌处权问题在西方法学界已争论了近百年,但在我国法学界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开展法官酌处权的研究有相当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上讲,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曾经谈到:“几乎法理学的全部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自由裁量还是严格规则……”。从实践价值来看,主要有:     

社会公平视角下公共政策有效性的路径选择——关于公共政策效能的一种理论诠释

公共政策效能问题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焦点议题。作为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应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来实现社会成员福利的最大化。西方学术界对公共政策效能进行分析的精英模式和政治过程模式,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提高公共政策效能的路径选择,在于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偏好和公众意愿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互动,这一有效衔接的桥梁和纽带便是公共舆论。     

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既是公民教育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公民教育的价值追求。培养独立人格,塑造国民的道德观,型构国民的世界观,培育国民的民族观,传授科学知识,普及法律常识,训练国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技能,是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七大诉求。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的需求。     

微博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基于宪法学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思考

微博新媒体时代,不仅出现了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公民参与新的情况,而且也提出了国家依法管理社会、维护公共利益的新要求。既要保障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批评与建议权等权利的原则,也要提高国家维护信息安全流通、保障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职责。尤其要适应微博发展带来的信息流通安全的客观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微博带来的社会管理新问题,适应保障信息安全流通的新情况,畅通、利用微博新媒体表达民意的新渠道,创新网络信息流通与信息管理的新方法。     

警民政治信任问题研究

鉴于新时代政治建警的大趋势,警民信任关系研究有必要突出警民间的政治信任问题。从政治信任生成机制中的信任主体、信任客体与信任环境三要素来考察,警民政治信任问题主要集中在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期待、警察对于人民群众的政治可信性以及警民政治信任的环境等方面。围绕以上问题,提升警民政治信任,应该在激发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兴趣、稳定和培树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预期、政治信心以及习惯性思维偏好上下功夫;在塑造警察政治能力、展现警察政治友爱和坚守警察正直属性上苦练内功;改善警民政治信任大环境,优化治安、法治和涉警舆情氛围。     

普法三题——中国当下普法基本问题研究

普法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一个重要命题,关系到我国民众法律意识的更新与重建,并进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命题却在我国学界受到不应有的忽视。本文将普法这一命题置于宏观的时代背景中,对我国当下的普法活动进行反思,从普法的视角厘清我国各种法学思潮之间的冲突与联系,进而重构我国当下普法活动的目标。     

浅议小区地下车库的法律定位

《物权法》颁布之后,小区地下车库问题成为一个焦点。原因是物权法第74条规定过于简单和模糊,因此发生了很多争议,这有可能导致法院在这类问题上判决可能会有多种可能。本文重点讨论是如何在《物权法》的现有框架内解决地下车库的法律定位问题,同时厘清与物权法规定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即应当肯认地下车库的所有权客体地位,同时应该将地下车库所有权纳入登记交易框架。本文同时认为,物权法的本身不承载解决社会问题的职能,从保护业主利益角度出发,地下车库的制度设计应当更多的向公共政策空间延展。     

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的优惠政策演进

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不同的时期。在各个时期内,民族贸易与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优惠政策得以发展、完善,呈现出连贯性和一致性。在不同时期国家又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政策显现出变化性。从演变过程看,这一政策从建议到政策、最后上升为法律,政策执行的机制化、规范化,显示出它的日益成熟性。     

论民法上的公共政策——兼论民法规范配置的政策导向

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则,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概念。公共政策与公序良俗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公共政策的外延要比公序良俗广。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公共政策类型化研究极为必要。为了贯彻和体现民法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民法设置了不同的规范类型。公共政策的关键要点在于,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是"有旨向的"。     

论法治的灵魂

人类个体对自由解放和满足的不懈追求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和原因。人类的文明进程又在不断地促进这些自由解放和满足。无论过去和现在,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异化状态。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就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异化状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那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果我们在不放弃这种追求的同时能通过现代法治争取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从人类文明进程来说,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最高价值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