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帕慕克笔下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媚俗的叙事。帕慕克小说的主人公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的。这些帕慕克研究中的定论与空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帕慕克提供了一条通道: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到底发现了什么?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是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对帕慕克之爱情叙事与主人公的误读和批评之中。     

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帕慕克笔下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媚俗的叙事。帕慕克小说的主人公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的。这些帕慕克研究中的定论与空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帕慕克提供了一条通道：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到底发现了什么？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是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对帕慕克之爱情叙事与主人公的误读和批评之中。     

被窃的侦探小说:帕慕克玄学侦探小说论

奥尔罕·帕慕克的侦探小说特点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注意,然而现有的研究未将帕慕克与传统侦探小说从本质上进行区分。《我的名字叫红》《黑书》《雪》等作品属于反侦探小说或称玄学侦探小说范畴。作者"窃取"和改写传统侦探小说文本,颠覆传统的侦探形象和情节结构,质疑认知的有效性和真理的一元性,动摇理性王国和"我思"的本体性地位,体现出不可知论和反一元论的特点。帕慕克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存在之谜和身份之谜,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回应世俗化和西化洪流中的土耳其民族身份问题。     

翻译：面对文化杂合与文化失衡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杂合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而文化失衡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化失衡会 加剧文化的杂合,对弱势文化造成(包括价值观的)冲击,同时文化杂合又有助于改变文化失衡的现状。面对 文化杂合与文化失衡,译界应该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利用杂合的积极面,共同探讨可行性措施。在翻译 策略上,面向强势文化读者的异化翻译具有积极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注意把握杂合的尺度。     

论帕慕克小说创作的“绘画情结”

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绘画情结,绘画艺术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赋予他描绘人、事、物的能力与智慧,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成为有血肉的文学形象,参与到文学叙事中,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伊斯兰传统细密画的方式构局谋篇,全篇流溢着红色、黑色等色彩,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土耳其人的历史、文化、艺术,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与裂变,思考了文明的冲突与共存等问题。在帕慕克的作品中,文学与绘画两种艺术形成了互动、互补、契合的关系,兼备两种艺术的灵韵。     

文化杂合与失衡背景下的翻译

文化杂合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文化失衡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化失衡会加剧文化的杂合,对弱势文化(包括价值观)造成冲击,同时文化杂合又有助于改变文化失衡的现状。面对文化杂合与文化失衡,译界应该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利用杂合的积极面,共同探讨可行性措施。在翻译策略上,面向强势文化的读者的异化翻译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正确地把握杂合的尺度是译者努力的方向。     

模因论下的文化进化与杂合

以模因论为基础,以婚纱的流行为例,从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模因是文化进化的重要单位和模因对婚纱文化进化的影响,指出跨文化交际中要重视模因对文化的影响,采取"文化自觉"的态度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而努力。     

拉祜族神话史诗《牡帕密帕》的文化特点

文章指出《牡帕密帕》是拉祜族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史诗 ,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点 ,如充满浓厚、神秘的原始宗教观念 ,展示了拉祜族家庭婚姻和传统伦理道理的演变过程 ,同时还揭示了拉祜族社会生产力由低向高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 ,阐示了拉祜族从游猎到游耕再到农耕的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规律。     

杂合理论下的旅游文化翻译

翻译从本质上说是跨文化交际。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中文化杂合的必然。杂合是旅游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的一条成功之路,强调异化之杂合策略有利于输出景点文化和读者接受之间的平衡。强调异化之杂合策略下的翻译技巧有:(1)异化的综合法,采用拼音、增译或释义结合的方法对文化负载词进行诠释,是传播景点源语文化信息的主要手段;(2)归化的删减、改写为辅,能增强译文可读性,有助于游客欣赏接受中国文化。     

论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

通过明清以来的西学中译史,论证了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为防止后殖民翻译外延内涵无限扩大化提供了佐证。西学中译的主流不是后殖民翻译所能涵盖的,而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但来自西方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相和社会面貌．而且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影响。     

论新移民文学中的文化混杂形象

因殖民现象和移民运动而形成的文化混杂,已经成为后殖民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新移民文学作为流散群体的生活折射,势必会对文化混杂进行富有特色的形象思考,陈霆的《漂流北美》、张翎的《尘世》和苏立群的《混血亚当》即是代表。他们的创作,既从多方面展示了文化混杂的意蕴,凸显了他们对文化身份的崭新认识,也表露了他们对于文化关系的重新探索以及对文化权利的平等追求。     

莫莉:文化杂交和世界文化的象征

目前,文学批评界已广泛认同于对《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和斯蒂芬的文化诠释,认为他们是民族边缘文化和艺术边缘文化的化身,但对女主人公莫莉的诠释依旧局限在性别诠释的框架之内。作为"布鲁姆通向永恒的护照"的莫莉有充足的理由带有一种文化诠释的可能。笔者认为,莫莉乃是摈弃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偏见的富于广泛的包容性和无限生命力的世界文化的化身,她与数个性伙伴的关系乃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和英国文化杂交的象征模式。莫莉的形象寄托了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期望以及他的世界文化理想。     

“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及内涵衍变

“混杂性”是当今文化理论研究的热点,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键词。混杂性本为生物学术语,在十九世纪殖民种族主义话语中,沾染了负面的种族与文化内涵。法农等反殖民族知识分子批判了种族主义的混杂观。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混杂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萨义德强调了文化混杂性的普遍存在,驳斥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纯粹观。霍米·巴巴从语言与文化层面论述了混杂性的颠覆力与能动性,建构了混杂性理论体系。“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与内涵衍变,反映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理念。     

文化杂合：文学翻译的第三条道路——兼评林语堂译《浮生六记》

一般认为,文学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处理可分为两种: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前者即“异化”,后者即“归化”。异化论与归化论似乎不可调和,而实际上,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异化,也不会有绝对的归化。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中文化杂合的必然,文化杂合具有抵抗强势文化的积极意义。异质文化在林语堂译《浮生六记》时的兼容与杂合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例,说明了除异化与归化之外,文化杂合也是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的一条成功之路。     

赛珍珠著译中的“杂合”现象探析

只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的接触,就会产生有意或无意的“杂合”现象。赛珍珠的著作与译作都具有明显的“杂合”特征,其著译中的“杂合”,多数是其有意所为,目的是要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存在、彰显中国语言文化特色,因此,“杂合”理论对于赛珍珠的著作与译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赛珍珠著译的成功,对于我们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做好文学批评及文学翻译等工作,都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谈谈翻译中的杂合问题

杂合是翻译中的一种现象,是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的必然产物.翻译中采用归化法或异化法可以减少或增加译文的杂合程度.在目前不同文化融合处在不断扩张的情形下,要认真思考"杂合"的适度问题.     

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调适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差异性存在和多样性发展。文化差异既是导致文化冲突的内在根据,又内涵着文化调适的内在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