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文化与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的浪漫笔致

浪漫是湖南现代话剧作家创作的一大风格,该风格的产生与湖湘地域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奇山秀水以及浓厚巫傩风尚的滋养与孕育下,湖南现代话剧作家或将丰富想象力投注于作品,通过非常态情节的叙述令其呈现出浓郁的传奇色彩;或借助爱情故事和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痴情男女形象的描绘,表达崇情尚性的情爱观。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笔下的浪漫还表现出集融地域文化与时代风雨的别样形貌特征,如直白抒发情爱欲望,表现主体精神自由“灵”与社会现实“肉”间的分裂与矛盾等。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     

论萧红情爱叙事中的悲悯意识

现代女作家萧红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呈现出灵与肉的紧张对峙,往往以主人公对爱的彻底绝望而告终。但萧红在叙事中依然涵容着对人生的无限悲悯,弥漫着悲凉的人生感悟。作者深凝而诗意的目光已超越了情爱叙事本身的范畴,深入到人的生命意识深处,使读者往往忘记了叙述层面的情爱而感受到人生的荒凉。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论贾平凹小说《极花》中的叙事伦理——兼谈《哦，香雪》《妇女闲聊录》

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精神立场出发阐释贾平凹新作《极花》可见多维伦理关系叙事向度：无性之爱与无爱之性的情爱伦理,多元伦理价值下的妇女生存困境。同时,对《哦,香雪》《极花》《妇女闲聊录》这三个有关农村女性的小说文本互涉对照,或可思索在转型的大时代中,农村女性的真正出路。作家关注,提供文学的价值,作家的呈现与思考也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参照。     

基督教的罪观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至深。除了作品中的《圣经》意象、叙事等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灵影响及由之带来的作品内涵的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话剧、小说等文类的发生与成熟,与此有关。对“罪”的省察与叙述,决定着中国文学的深刻与丰富。     

逃离与回归:对《人生》中男权意识的批评

本文站在女性立场上重读《人生》,试图通过对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情爱观和作家性别主体位置与他笔下人物的关系的研究,来剖析强大的男权文化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制约.     

卫慧小说新论

卫慧的早期作品中,自我言说过多地将笔触放在了自我的感觉上,缺少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叙事模式的设置具有浓厚的消费文化气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消费符号和异国情爱叙事特点有浓郁的后殖民文化色彩.她的创作经历了从迷惘到皈依的发展过程,新作<狗爸爸>透露出卫慧对既有规范秩序和社会文化的认同,标示着卫慧另类、叛逆创作姿态的被改写.     

论30年代名家历史小说的叙事纬度与叙事模式

30年代名家历史小说具有不同的叙事纬度与叙事模式,作家的叙事指向决定了其叙事纬度,其叙事模式又与叙事纬度相适应。作家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是重构象征秩序的表现之一种。在这些名家历史小说中,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得以典型显现。     

论真定异质地域文化与白朴的戏剧创作

白朴戏剧的非理性化创作倾向深受真定异质地域文化的影响。其《梧桐雨》有意回避政治伦理批判意识,充满着肢解规范化人伦关系的冲动。从叙事模式来分析,《墙头马上》背离了典型的才子佳人叙事范型,崇尚凸现个体生命本能的情爱观。     

从明清《牡丹亭》评点看“情”的嬗变

“情”的阐发是明清戏曲批评家热衰谈论的重要话题.笔者以明清关于《牡丹亭》的评点为中心,通过考察“情”在明清两代的嬗变,揭示了汤显祖所标举的“情”在明清士人那里经历的三重变奏,而这种变奏既与明清时代思潮的潜变相表里,又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的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李渔戏曲《比目鱼》中刘藐姑的主导性──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两性关系的一些考察

本文以《比目鱼》为个案,探讨李渔的描写爱情的剧作所呈现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向强势一方转化的新倾向,并通过对其女主人公的自我觉醒意识、她的魅力及其在爱情中的主导性作用的剖析,阐明上述新倾向乃是作品中的市民意识增强的结果。     

“兴亡今古恨，酹酒问渔樵”——从李杨故事文人诠释模式变迁看《长生殿》的主题蕴含

前人于李杨情事的解读,或偏重于史家之论,或致力于诗家抒怀.前者囿于史家视角本身的偏颇而难免偏执之讥,有些作品甚而流于庸俗与无聊;后者虽因写作者本人身世感情的融入而寄慨遥深,但"女色祸国"这一历史定论的传统惯性,又使得他们常常在重"情"与重"史"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在作品中于明皇深致悲悯,于杨妃却多所讥刺.洪昇之创作<长生殿>,一则是出于对前人有关李杨故事解读模式的不满,再则是欲借这一故事融入自身的身世感伤.前者构成了<长生殿>外在的文本风貌帝妃之恋("情")与安史之乱("史")的错综扭结;后者则构成了充溢于<长生殿>文本之深层的悲剧意蕴人生不永、情缘易逝、世事沧桑的人生幻灭感.     

从《离魂记》到《倩女离魂》恋爱观的变迁

唐传奇《离魂记》是关于王宙与倩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在元代被杂剧作家郑光祖改编成喜剧《倩女离魂》。两部作品除男女主人公的姓名以及一些具体情节上有所变化之外,大体结构没有变化,都是同一系统的爱情故事。可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这两部作品时就会发现,两个作家在两     

《北京人》:曹禺戏剧创作古典转向的考察

《北京人》是以为爱情画像为最初的创作动机,但却以革命的胜利为结局,这种创作思路的转变,存在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革命现实干扰了作者的写作思路,致使本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北京人》在戏剧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转变成为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体现。透过此个案,显示了近代戏剧创作过程中对古典戏曲继承的艰难。     

论古代戏曲中的婚姻描写

男女婚姻是古代戏曲中常见的题材,由于剧作家的身份及创作意图的不同,古代戏曲所描写的婚姻也有功利型、情性型、伦理型、政治型等不同的类型.功利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借助联姻以跻身上流社会,两者是"才"与"财"的结合;情性型婚姻描写的重点是男女双方的情与性,凸现了婚姻本身的特性;伦理型婚姻则通过对男女婚姻的描写,宣扬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相同的政治倾向之上,政治重于婚姻本身.     

从民俗事象看《梧桐雨》的俗化倾向

从民俗事象上观照《梧桐雨》,剧中所涉五个民俗事象可以充分说明其选材上的俗化倾向。其"洗儿会"、"七夕乞巧"情节贴近普通民众的民俗节日活动,而剧中"爱情盟誓"、"信物定情"、"通奸"等情节模式,则上承唐传奇、宋话本、俗讲,中类元代其它杂剧,下续明清戏曲、小说,是后来俗文学中的固定情节模式。     

明清传奇中白日梦戏的审美分析

白日梦戏是在明清传奇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梦戏形式,情和真是其特质,自然入梦、求梦和互梦是其主要形式。贵虚的创作意识、尚奇的审美倾向和至情的人生理念,是白日梦戏在明清传奇中出现的原因。剧作家通过白日梦戏来表现情和欲的主题以及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这种特殊形式的梦可以连接现实和理想,化抽象为具象,化伪饰为真实,化平凡为神奇,也可以帮助剧作家营造丰富的舞台时空,构造生动奇幻的剧情,展现出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功用。     

崔莺莺、杜丽娘和王娇娘之爱情观及文化意义

崔莺莺、杜丽娘、王娇娘均为中国古典戏剧中悖逆传统礼教、执着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三者在身份地位、容貌教养、恋爱对象、爱情受阻上有其相似性,但在感情萌生、示爱方式、情感阻力、爱情实现上又存在诸多差异之处,她们的爱情观念与爱情心理也由元代的郎才女貌发展为晚明的反理倡欲再发展为明末的知己之爱,其衍变体现了进步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