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法哲学：苏联法律理论的本体

苏联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的模式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构成性影响。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中国法学界关注的兴奋点转向了对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和理论的传输和引进,而对苏联法律理论的基本态度是简单的拒斥。国家主义是苏联法学的本体,是全部法律制度的基点,应当通过批判性的分析和反思,重新展现出其理论意义、价值和盲点。     

英美法与中国的法学教育－－内容及方法层面之考察

从内容及方法层面考察了英美法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影响.提出并论证了以下观点:英美法使中国法学教育内容由偏重成文法、实体法、国内法转向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国内法与国外法兼学;英美法使中国法学教育方法由单纯的讲授教学、理论教学、封闭教学转向了讲授与判例教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交流与比较教学相结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英美法教育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改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吴经熊法学思想中的西方与东方

吴经熊作为近代中国"现象级"的法律精英,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吴经熊本人受过西方系统的法学教育,对中国文化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自我期许为"超越东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吴经熊早期为人为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他中年之后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而非法学研究,也被解读为是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后的转向。可是我们检视吴经熊早期的法学作品,发现其法学思想中仍包含很多东方的元素,甚至有"中体西用"之嫌;在对待西方各法学流派的态度上,吴经熊选择性地接收了以霍姆斯为代表的法律实用主义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这些思想都与中国传统法哲学思维有会通之处。他中年之后致力于东西方宗教与哲学的研究,或许正是为了从基础做起、真正"超越东西方",最终实现中国法的"文艺复兴"。     

法律实证主义的多重转向

法律实证主义是20世纪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之一,同时,它又是一个多变的、不断发展的法学流派.其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多重转向:从科学主义到诠释学的转向、从"坏人视点"向"好人视点"的转向以及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向.虽然法律实证主义经历了多重转向,但仍然没有自我解构.     

二十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

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是影响德国社会整体中国观生成及演变的重要思想来源。与19世纪西方世界负面、贬抑的中国观基本立场不同,20世纪德国思想界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出丰富的深度和广度,明显折射了20世纪全球化发展和现代性影响的历史时代特征。通过中德跨文化哲学和全球史相结合的研究可知,20世纪德国思想界对中国形成的一套基本看法和观点在历史语境、社会变迁、认知主体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经历了由传统东方乌托邦到欧洲社会经济参照、普遍历史性和共识性交流中的现代中国的观念转向,其中国观的认知立场也经历了由西方中心主义到理性、普遍性和超越中心主义的历史转向。20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具备明显的现代性和文明变迁的历史转向特征,特别体现了德国思想界对全球化与整体性的追求,以及德国与中国实现互动的"理性的共识"。回顾和总结20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实证中国在德国思想史发展中的参与及互动,能够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形象建构、中国与世界的互相尊重借鉴提供理论尝试和历史启示。     

论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缺失、原因和对策

学术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主要是指学术话语的影响力、判准力、引领力和应用力。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提高,已是中国的重大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学,曾有过"中华法系"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清朝政府的衰落、西方法学话语的全球化运动、"西法东进"和中国晚清时期的各种要素的助力,导致中华法系话语体系解体。自此,中国法学话语即便没有在国际上销声匿迹,但也成了西方视域下的法学现代化的反面教材。尽管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已呈硕果累累的繁盛景观,对域外法学的研究亦已成炙盛之势,但其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失语或无语的境况。中国法学在国际上话语权的缺失之因包括:中国法学话语主体意识的缺失,导致中国法学学术研究主体缺乏自信和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法的几乎全盘否定;中国学术研究的重复性生产和创新性不足,导致中国法学话语的学术质量不高;与域外法学的交流和对话沦为了单向度的学徒式的学习;西方法学话语的全球化运动仍在进行,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法学和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步,需要中国学术话语反应这些进步和成绩,并在国际上传播其声音。因此,当代的中国法学必须提升学术话语权。法学学术话语的国际话语权的有无,与法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及不断的重复性生产并无直接关系,通过对域外法学的"提线木偶"式的研究亦无法获得。法学话语权的提升应当针对前述原因寻找对策,做到"对症下药"。因此,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必须首先重塑中国法学话语的主体性意识,从而祛除"他者异化"和"自我异化"的话语倾向;其次,在与域外法学进行交流的时候,应有对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的自信,以改变学徒式的交流样貌;再次,更应以独立自主的研究姿态,进行创新性学术生产以解决学术话语的质量问题,从而让中国成为法学学术话语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最后,要高度重视和关注国际社会的法学问题,以高质量的"中国方案"突破域外法学话语的霸权壁垒,推动国际法学事业的发展。在域外法学话语依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还应当采取措施主动把其学术成果推向国际。     

沈家本、梁启超法学思想之比较

沈家本、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法学家,沈家本吸收西方法学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法学作了系统的整理阐释,梁启超在主张中西法学结合的前提下,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西方近代法学理论,将沈家本开创的法学近代化使命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法学思想及实践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民族法学遗产和如何借鉴西方法学的有益经验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法学教育改革

法律的生命始终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诊所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中国传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严重脱节,已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法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中国法学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参考系。因此,全面革新法学教育,满足全球化环境下的法律职业要求,才能将中国法学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纪。     

儒家文化与法学“中国化”——基于新儒家文化视野的初步思考

当下的中国法学正面临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即中国法学受到"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实现真正的法学"中国化",应当融汇西方、传统和社会主义三种因素,并实现某种超越。建构中国自身的法律理想图景,应重视对儒家文化传统中"民本""仁"和"孝"的转出和提炼。     

当下中国法学(法律)问题研究的基础理论工具

随着法律体系的基本完善和各部门法学理论框架的基本健全,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主题应当自觉地转向运用已有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因此研究当下中国法学（法律）问题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工具应当是将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其思考对象的基础理论工具。而国家则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法学（法律）在本质上是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表述,法律的实质合法性和法学知识的正确性取决于它们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表述是否真实和充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为基础理论工具,对社会、国家和法律的存在与发展进行前提性的思考,我们发现,遵循客观规律是法的现象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趋势的前景就是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特征的法的现象的第三种历史类型。     

法学翻译与法律现代化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历史,法学翻译对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法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具有建构与生成的意义,从法言法语到制度理念,均建立在法学翻译的基础之上;其次,法学翻译的发展轨迹,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法学的演进过程,从取法西洋、学习日本,转至模仿苏俄,进而重新面向世界,法学翻译的曲折变迁也印证着现代法学的艰难命运;第三,法学翻译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亦有重大影响,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译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也应有反思的态度和超越的决心.对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翻译史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旨在较为全面概括地展示百年法学翻译的成果和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观察到法学翻译与现代法学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和意义.     

民国时期法律家群体的历史影响

法律家群体是民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个职业团体。在中国法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背景和游学西方的经历，成为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民国法律的制定、解释和批判，以及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和近代法学学科的构建，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共存与互生--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

理论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多持批判的态度,并认为其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无多大意义,笔者并不认同.本文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探讨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理论上共存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中共存的复杂性,得出二者必将融合的结论,并提出法律应当体现人伦关怀,加强法律的内在强制力,注重民间道德规范整合.     

公众法律意识问题浅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法律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今 ,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已成为了推行法治的一大障碍。这种观念上的滞后有其来自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生产方式等深层次的原因 ,与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认知、法律感受到法律最终被信仰 ,使公众的法律意识从淡薄到投入 ,进而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进行。     

“以人为本”与法学的创新

法学的创新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之所需,也是建设法治社会之根本,亦为建设和谐社会必由之路。而“以人为本”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为我国法学的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在“以人为本”的语境下,中国法学创新将从法律观的创新、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创新两个途径展开,并将促进我国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的建构。     

近代解读黄宗羲思想的法学视角

近代学者以法治、宪法、法理、法史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黄宗羲思想的法学意义。通过回顾与整理这些文献,可知当下反思黄宗羲现代法学形象需做到三点:一是在研究中应谨慎运用现代法学概念,二是应尽可能地还原思想的历史原貌,三是应提炼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黄宗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形象,并为构建“法的中国性”提供理论给养。     

“人民司法”与当代中国司法理念现代化

人民司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厘清人民司法的理念和实践可提升人们对当代中国司法的理解。在梳理＂人民司法＂生成的理论渊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从权力的来源、目标和路径三个方面界定＂人民司法＂的概念。通过人民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司法理念、现代司法文化的关系来论证人民司法理念支撑当代中国司法理念和制度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对现代权利理论的批判——以后现代主义法学为分析视角

后现代主义法学是继三大法学流派之后又一独具特色的理论思潮.后工业社会造成的法律的危机不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批后现代主义法学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全面反思和质疑.后现代主义法学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否定,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和公式来阐释和衡量世界,方法论上则主张多元和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法学形成了一些很有创建且很有价值的旨在批判现代权利理论兼有探索未来法治的后现代主义法学思想.     

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逆转发生论

甲午战争后 ,中国对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的关注 ,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逆转的政治、文化背景 ;当时翻译的许多日本新学书籍 ,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文人鄙视日本文学的态度 ,使中日文学关系逆转成为可能 ;许多游日人士和留日学生 ,在日本自觉不自觉地由实学或革命而转向文学 ,由文学而借鉴日本文学变革经验 ,使中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 ,即中国文学回过头来向昔日学生日本文学学习。中国文学主要看取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文学 ,它们不仅仅是中西文学关系之中介 ,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性深刻地影响了 2 0世纪前 3 0年的中国文学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