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设馆教书时间的考证

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由于家境窘迫,中年以后不得不到“缙绅先生家”设馆授徒。蒲松龄究竟何时设馆教书?路大荒先生,《蒲柳泉先生年谱》的“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先生三十三岁”条中写到:“初馆于同邑名人西铺毕际有家。”下引王洪谋的《柳泉居士行略》作为依据。 蒲松龄何时撤馆归家,路先生《年谱》的“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先生七十一岁”条中写道:“先生自是年家居”。下引蒲箬的《柳泉公行述》、《祭母文》作为证明。,。一由此q却,路先生认为蒲松龄。十。岁设馆教书,七十一岁撤馆家居。前后教书凡三十八年。但在《年谱》“康…     

谈《蒲松龄设馆教书时间的考证》中的几个问题

读了赵克同志的《蒲松龄设馆教书时间的考证》(《求是学刊》 1980年第四期),很有收益。但对其有关考证论列,不敢苟同。现仅就赵文所涉及的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教于赵克同志与诸位研究者。 一、蒲松龄初馆教书不在“中年”(四十一岁左右) 赵克同志的考证认为。蒲松龄初次     

风雨同舟

安危谁与共? 风雨忆同舟! 这是周恩来同志送给张冲先生的挽联,高度概括了他们两人在奔走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积中结成的亲密友谊。张冲(1903—1941),字淮南,浙江乐清县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统”调查科的总于事。他的经泡制过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于1932年2月中旬在《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登出,来污蔑周恩来同志(“伍豪”是周恩来同志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妄图以此蛊惑人     

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旧式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但仔细读过全文,觉得他的论述并不能令人信服。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董楚平同志商榷。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抹煞董楚平同志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是“极左的嗓子”,“美妙的理论”,“动听的口号”,“最漂亮的画饼”,它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开始是“兴奋剂”,后来是“腐蚀剂”,最终是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散点透视星新一微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星新一(1926～)作为风格独特的微型小说作家,在日本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作品短小精悍,多为“千字文”,风格明快新奇而又犀利深刻。至1983年10月止,他所发表的微型小说篇数,已经突破千篇大关,可谓“世界之最”。当然,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致力于微型小说创作的作家,并非毛凤鳞角。古代中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近代俄国契诃夫的《一个小公务员之死》,近代美国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     

潘岳是“有骨气的文学家”吗?——对《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的一点意见

编辑同志:读贵刊所载张仲浦同志的《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一九八○年二期),觉得有启发。但其中提到潘岳等几个文人,与嵇康等人一起称为“有骨气的文学家”,说鲁迅也继承发扬他们的什么“战斗精神”,却是很不恰当的。据《晋书》本传称,潘岳很有才气,“善为哀诔之文”,他的几首悼亡诗是很有名的,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斗传统”。他的《闲居赋》,是仕宦不达而假作清高的虚伪文字。潘岳其实是一个品行卑下的人,本传说: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矦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晋书》卷五十五)如此谄媚势利、人格卑污的文人,素为文苑所不耻。后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曾指出他的作     

关于《萃新报》

胡国枢同志在《龙华会及其首领张恭》一文(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小说:“刘琨、盛俊与张恭以《民报》为榜样,在金华办《萃新报旬刊》,热烈宣传新思想,流传金华全府。……当时革命思想在浙中各地的传播,龙华会实起了积极作用。”但考诸实际,《萃新报》并非旬刊。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藏有《萃新报》第一至四期,封面标明:“每月两册,朔望发行”,是半月刊。第一期出版于1904年6月27日(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第二期出版于同年7月11日(五月廿八日),第三期出版于7月26日(六月十四日),第四期,也是最末一期未载出版日期,据金冲及同志订考,“可能出版于8月9日(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前后”,该报之遭封禁一事,“大约在阴历七月左右”。(金     

高风亮节 剔精抉微——沙文汉《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读后

沙文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仍无限忠诚于革命事业,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行认真地研究,完成了一部七万多字的《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的文稿(下简称《探讨》),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风亮节。随着沙文汉同志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探讨》一文终于重见天日,《浙江学刊》一九八三年第三、四两期连续刊载了《探讨》全文,使我们有幸认识了沙文汉同志剔精抉微研究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以及让人耳目一新的古史分期意见。     

语言·主题·审美——厉鹗诗特质抉要

语言·主题·审美——厉鹗诗特质抉要田晓春厉鹗一生生活在史称“盛世”的清代康、雍、乾三朝，又身处号称“人文渊薮”的江浙一带，“盛世”的氛围与地域的背景造就了一个特定的人文时空，熔铸了他颇具代表性的在野士人的心态特征。同时，作为继王士祯“神韵说”之后，堪...     

关于清人陶方琦的一则史料订正

《浙江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所载《姚振宗与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一文,在评述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生平时提到:“一八八四年,陶方琦督学湖北,纂修《湖北通志》,他(指姚振宗)应聘编纂《湖北艺文志》十四卷。”在这段话里,陶方琦督学的时间和地点都是错误的,兹考订如下: 据该文注中说明,上面那段话的史料依据是《文澜学报》一九三五年第一集上刊登的《姚海槎(振宗)先生年谱》(陶存煦编)。实际上,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五年已卯(一八七九年),……陶方琦奉命督湖南学政”,“光绪七年辛已(一八八一年),……秋,陶方琦在官丁母忧归里”。“光绪八年壬午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1967年,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出版了三部著作(《论书写学》、《书写与差异》和《言语与现象》),在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顾名思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首先要消解的是结构主义作为基石的“结构”概念。正象英国学者R.赖安曾经指出的那样,“把德里达的理论放进哲学领域之内,人们可以把他的解构原则同以拉康、富科、巴尔特等人为代表的一种更为广泛的努力联系起来。这些人不是共同代表了一种改革运动,为既存结构的修正假定了某种原则……他们是对这些既存的整个结构提出了质疑。”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德里达是以结构主义为突破口,进而对一切建立在二元对立逻辑之上的固定的等级结构实施摧毁,对以等级结构论和结构中心论为特征的“在     

《百战奇略》辨伪

年初,拜读了郝兆矩同志的《刘基军事思想述评》和胡岩林同志的《也谈刘基的军事思想——兼与郝兆矩同志商榷》二文。郝文在肯定《百战奇略》为刘基著作的基础上论述刘基的军事思想。认为《百战奇略》是刘基离开高安,“隐居力学”八年期间,攻读《武经》时写下的笔记,“被朱元璋长期禁锢皇宫,后来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胡文则在刘基的儒家仁政德治思想基础上,论述刘基的军事思想,并由此否定《百战奇略》为刘基的著作。他提出五点否定的理由:一、该书舛误甚多,刘基不会如此草率;二、该书文辞笔法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蒲松龄存活的年岁问题关于蒲松龄的年岁,向有八十六岁、七十六岁两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即主八十六岁说。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则考定为七十六岁。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并存两说,而以八十六岁说为主。解放以来,绝大多数蒲松龄的研究者都采用七十六岁说,没有人持什么异议。1981年3月27日《北京晚报》第三版刊载了萧云题为《蒲松龄应是活了八十六岁》的一则短文,题下加了编者按语:“本文对《辞海》等书的一条解释,提出了不同看法。”同年5月10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通讯》第五期据此摘     

辨“道”——《文心雕龙》札论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篇),这是《文心雕龙》的总纲。因此,刘勰把《原道》篇列于全书之首。但是人们对《原道》篇的“道”,却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解,并由此导致对刘勰的世界观的看法也互相对立。有些同志认为刘勰所说的“道”就是“自然之道”,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因而他的世界观基本上也是唯物主义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刘勰的“道”来源于《老子》,或认为他的“道”就是“太极”,这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三段论”是近似的,因而这种“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刘勰的世界观自然也只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再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

薛德震同志在《再谈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一文中,进一步补充了他在《解放的哲学和哲学的解放》一文中的观点,对我们与他商榷的《也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十分赞成把这个讨论继续深入下去,以求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分歧的焦点在哪里?我们同薛德震同志分歧的焦点,不在于“唯物史观是怎样产生的”,也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创立唯物史观”,更不在于人是否历史的主体,而是在于历史唯物主     

再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董楚平同志再商榷

拙稿《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对董楚平同志《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以下简称《功过》)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过商榷意见。后来,董楚平同志发表了《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再谈》)一文作为答复。但是再三细读,我仍然认为董楚平同志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一拙稿指出,董楚平同志在《功过》一文中有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论述,存在着“实际上把它全盘加以否定”的弊病。《再谈》认为这是“言之过甚”。不错,《功过》一文确有一些抽象肯定平均主义的词句,说它是“农民在酝酿革命时的思想酵母”,“在农民战争的准     

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

黄宗羲自康熙元年南明监国鲁王卒于金门,郑成功病逝台湾后,感到抗清一时无望,于是始放弃抗清武装斗争,从事著作和讲学,按他自己说法,则是从“游侠”而厕身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他讲学所建立的甬上证人书院,是清初著名书院之一,开创了康、雍、乾三代屹立于东南而其精神影响到清末的浙东学派。一黄宗羲讲学,康熙三年始于语溪,六年次于会稽,七年继于宁波,十五年终于海昌。甬上证人书院建立较迟而影响最大,他自己也说,甬上“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董吴仲墓志铭》),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作为美学的结构主义——评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论

在《可悲的热带》(1955年)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声称:给他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地质学与精神分析学。“它们都是一种超理性论,目标都在于将感性认识统一于理性认识而丝毫无损于其各自的特点。”从《可悲的热带》到4卷本《神话学》末卷《裸人》(1971年),斯特劳斯一直都在谈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在《神话学》第1卷《生食与熟食》中,他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逻辑特性就象味道、气味一样直接表现为物质属性。”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一起放在符号的水平上,以克服二者的     

陈独秀的“开明专制论”不是旧武器

看了饶良伦同志《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变化和历史功绩》(见《黑龙江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一文,很受启发。只是对陈独秀的“开明专制论”,我与饶良伦同志稍有不同意见,现提出与饶良伦同志讨论。 饶良伦同志在谈到陈独秀同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时指出:“由于他对 ‘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还不习惯,因此他在这一时期的战斗中,既没有像前期新文化运动中的那种叱咤风云的威风,也没有取得像过去一样的所向披靡的战果。有时他甚至从旧仓库里搬出原来的刀枪上阵,以至被打落马下,当场出丑。”对于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又对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