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正统论探析

方孝孺是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称其为"有明之学祖",其正统论思想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乃至其最终"成仁取义"、舍身殉国的一个关键。目前学界对方孝孺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其正统论思想的专门探讨尚不多,部分结论也存在偏颇之处。只有把方孝孺的正统论放到元明鼎革和明代开国之初所进行的政权合法性建设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中加以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局限;同时,也只有将其放到古代整个正统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才能了解方孝孺正统论的特殊贡献和价值。     

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

正统论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正统论在南宋时,由于理学发展和民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趋向,更加强调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且在强调"尊王"的同时,还突出"攘夷"的内容。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有意超越一时的已成事实之是非,以一相对恒常的道德标准裁量历史,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方孝孺也有一定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间矛盾的考量,提出所谓"变统"的理论。方孝孺的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杨龙友的文化选择——兼论晚明士人“殉死”心态

晚明时期 ,士人们面临着隐与仕、降与争、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选择。作为时代主流语境之一的“殉死” ,士人们多以心灵体悟甚至用生命实践此种选择 ,以体现完美的人格。这一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实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优良传统。生于贵阳的杨龙友 ,二十九岁时移家南京后仕于南明王朝 ,以其诗书画三绝卓立于世 ,并影响至今。而其殉难死节 ,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典型体现     

论“仁”与“爱”——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作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前沿思想,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乃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当代哲学中的一种典型形态。正如儒学以"仁"为核心观念一样,情感现象学以"爱"为核心观念。因此,在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中,这里比较儒学之"仁"与舍勒之"爱":舍勒的"爱"是奠基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本源性的;舍勒的"爱"是精神人格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生活情感性的;舍勒的"爱"是在者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存在性的。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学术信息

本刊讯2012年3月16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主持会议。与会学者就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课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研讨会是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系列研讨会之一,由"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课题组主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共同承办。     

论儒学的“实学”特质及当代发展

儒学是日用的"实学",它所重视的是在人伦日用的生活世界中实实在在地落实道德修养工夫,从而实现心灵的超越和生命意义的提升。对于为政者而言,儒家"实学"的表现是将德性修养落实在政治生活的行为实践中,这也就是儒家说的"为政以德"。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儒家"实学"的表现是将德性修养落实在生活日用之间,这也就是儒家以"尽心尽伦"为核心的工夫论主张。从儒学"实学"政治和生活的两个向度来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应在"政治化"和"生活化"两个基本方向上着力。所谓儒学"政治化"是指充分发挥儒学在治国理政中的德性滋养作用,收到"美政"的效果;而"生活化"则是指当代儒学发展要面向民间、面向大众,充分发挥儒学在公民道德修养中的价值导向(教化)作用,收到"美俗"的效果。     

何为儒学?——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重向度

儒学以"仁"和"礼"为内在核心。作为儒学的思想内核,"仁"和"礼"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并使儒学区别于历史上的其他学派。在儒学之中,"仁"与"礼"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统之中,又展现于人之存在的各个领域,后者包括精神世界、社会领域以及天人之际。精神世界体现的是人的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安顿,以及精神的提升,其具体展开关乎宗教性、伦理性维度,以及具有综合意义的精神境界。在哲学的层面上,儒学所由以展开的社会领域则关乎政治、伦理,以及日常的生活世界。就人的存在而言,精神世界主要涉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社会领域则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更广的视域看,人的存在同时关乎天人之际,而儒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亦同样基于"仁"与"礼"的观念。要而言之,"仁"与"礼"的统一作为儒学的核心观念渗透在儒学的各个方面,儒学本身则由此展开为综合性的文化观念系统,儒学的具体性、真实性也体现于此。时下所谓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往往将儒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视为儒学的全部,这类进路难以避免对儒学的片面理解。     

儒学十题

20世纪两次全盘否定孔子,否定儒学是错误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这对弘扬传统文化很有意义。但凡事有度,过犹不及。近年来的有些提法,似乎都有褒扬过度之嫌。在"儒学热"的当下,正确认识孔子是相当必要的,孔孟之道未必是中国文化的"规矩准绳",而儒者中亦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中国历代帝王从未真正"独尊儒术",历代的法家人物亦多以儒学为招牌,篡权夺位者亦多以儒学粉饰,凡此种种,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上的儒学和儒者,实事求是地直面"中国需要儒学吗"等问题。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     

异而同,同而异——从王岱舆对儒学的理解看其文化认同

运用"同"、"异"去理解王岱舆思想与儒学的关系,发现"异而同,同而异"是王岱舆与儒学关系的一种特征。伊斯兰与儒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作为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王岱舆,对于儒学有批判的地方,此批判的出现即表明其思想与儒学之异,但是,他对儒学的批判中也有对其部分内容的认同,可谓异中有同;王岱舆对儒学的一些重要观念、理念,特别是伦理观及认识论上的观念及理念也颇为认同,此认同即表明其思想与儒学之同,然而,他在对儒学的认同也是包含批判的因素在内的认同,可谓同中有异;王岱舆对儒学又有借用的地方,这种借用又表现了其思想与儒学之异处,但是这种异也是包括了认同在内的。借用之异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王岱舆思想的创造性,以及王岱舆的文化认同立场。     

试论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

相当一部分人对儒学与科学的相容关系持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这些误解不消除,儒学的复兴将会阻力重重。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实问题。从事实上看,中国古代,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儒学;近代,不仅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始至终在格物穷理的名义下进行,而且儒学的每一次转型,都既有其西方科学的动因,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发展;在现代,科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坐标,儒学则是消弭科技负面后果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理论上看,儒学与科学之所以具有相容性,说到底是因为二者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在一定意义上,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善"与"真"的关系。求善把"真"作为前提性环节,求真也离不开"善"的导向和规范,从而决定了二者必然具有相容性。     

儒学的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的建构

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从俄文版《孔子的〈四书〉》看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的流传

俄文版<孔子的(四书)>的出版,折射出中国儒学在俄罗斯流传的印记.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是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文本"与"思想体系"在俄罗斯的"生长"和"本土化"的过程,它经历了从热潮到低潮再到热潮的演进阶段.     

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的命运"或"中国向何处去"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时代课题.这个问题是与"儒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且集中突出地体现在它与五四运动的深刻的内在关联之中.没有中国的崛起就没有儒学的复兴,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在特定层面上、比如在制度层面上是合理的;同时,没有儒学的复兴就没有中国的崛起,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某些"全盘"反传统、反儒学是偏激的、错误的.儒学的复兴是必然、应然而实然的,因为这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内在要求;不过.复兴的儒学并不一定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可以成为一种柔性的社会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对前者发挥基础作用.     

新儒学"成己"旨趣与易学诠释

传统中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内在的含有"成己"旨趣,即从当下的自我做起经由学、行工夫,证到个体本有的灵明道体,前者称为工夫论,后者称为本体论.在新儒学思想中,这种最终证成的境界即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与此相应,<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思想表述,与新儒学这一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基于此,<易传>这一主题表述为新儒学初创阶段的儒者在阐发新儒学时所倚重,尤其是新儒学在阐释其形上道体时,更多的通过对易道的阐发而展开.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诠释理路上看,易学诠释与新儒学的"成己"旨趣是一致的.     

现代背景下的儒学开展方向--百年来儒学开展方向主要论说及评论

近百年来,面对欧风西雨的冲击,中国儒家学者以"继往圣之绝学"自命,为化解儒学开展中的困境而上下求索,绞尽脑汁,提出了风格各异的儒学开展方向主张.这些主张本身即是儒学现代开展之形式,也为寻找更合理有效的儒学开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些启示是在开展儒学新方向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儒学与西学、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儒学的学术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三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