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技术的伦理沉思——以纳米制药技术为例

纳米药物伴随纳米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走向市场,在疾病的早期检测、靶向治疗肿瘤以及降低药物毒性等诸多方面取得骄人业绩。但与纳米技术特性相关的纳米尺寸效应、纳米结构效应等引发的纳米技术风险,也不得不引起纳米药物研发者的重视。以纳米制药技术为例,应从技术"中道"立场,对纳米技术的价值评价、纳米技术的伦理控制和纳米技术伦理的嬗变三个方面进行沉思,建构"安全与可持续"的普适伦理原则以应对纳米技术的风险。     

纳米制药技术设计的伦理问题及责任控制机制

技术设计是技术研发的起点,其实质是人化自然的过程。关注技术设计过程中的伦理问题,是确保技术积极价值实现的关键。纳米制药技术设计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安全性设计、可持续性设计和社会发展性设计,其旨归是人文精神。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责任包括对人健康负责、对环境生态负责和对社会经济发展负责三重责任,其责任性质是利益相关者责任,即技术设计者责任、技术决策者责任、技术管理者责任和技术使用者责任。对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责任实施有效的责任控制需要建构协同的法律规范、伦理规约和管理制度。     

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考量

科学的奋斗目标确定了科学的精神气质和科学工作的规范结构 ;科学的职业伦理规范是从分工和职责行使的角度引出的 ,科学的社会规范与科学的职业伦理规范是正相关的 ,而科学活动的基本伦理原则是客观公正性和公众利益优先性。科技与科技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 ,科技本身是负载价值的。当代科技主体在科技—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实质上体现了科技主体的责任。应当在当代科技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建立缓冲机制。     

“2017′科技伦理研讨会”征稿启事

正自2011年起,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每年围绕相关领域的科技伦理问题,组织召开"科技伦理研讨会"。迄今已围绕"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及科学家社会责任"、"干细胞研究与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及科学家社会责任"等多个主题举办了六届研讨会,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断广泛,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人工智能是一项前瞻性科学研究,     

伦理学与纳米制药:新药的价值敏感设计

尽管纳米药物的应用正在进一步发展并已经走向市场,但迄今为止,纳米制药仍然被视为一项新兴技术,它的概念并不明了。纳米制药也可以解释为一种会聚技术,它结合多种技术特征,范围从纳米技术波及到医学和信息通信技术。它的特征是否会引起新的伦理问题,或者这些相关纳米制药的伦理问题仅仅是基础领域现存问题的延伸至今仍在争论之中。我们认为,不管关联的伦理问题新奇还是技术进步引致的发展,都影响纳米制药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发挥这样的作用,即要求以不同的方式负责任地创新。关联纳米制药的特有特征和会聚技术引进的特征在要求以不同方式负责的利益相关者中引起角色转换。我们提出,价值敏感设计是利益相关者在新纳米药物开发的早期阶段负责任地参与解决道德问题的一个适宜框架。     

走出"科技伦理"的误区

"科技伦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的头上;它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问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技术责任伦理勃兴的时代境遇及其维度

西方技术伦理的嬗变表明伦理对技术是一种责任,责任伦理是对当代技术最好的责任。技术责任主体的审查及其伦理规范的确立、“风险社会”的挑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成为当代责任伦理研究的重要组成。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风险社会”的治理、技术政治学的趋势成为技术责任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顺应当代技术责任伦理的勃兴,推动技术责任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合作,对于树立一种和谐的技术观,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纳米鸿沟的伦理反思

由于纳米技术在新技术革命中的基础性作用,它的突破有望引导下一次产业革命。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决定了它们在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起点差距。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可能会加大起点差距,从而形成类似于“数字鸿沟”那样的“纳米鸿沟”。“纳米鸿沟”蕴含并强化了发展起点不公平、代价与收益不公平、教育与发展机会不公平等伦理问题。     

纳米鸿沟的伦理反思

由于纳米技术在新技术革命中的基础性作用,它的突破有望引导下一次产业革命。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决定了它们在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起点差距。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可能会加大起点差距,从而形成类似于"数字鸿沟"那样的"纳米鸿沟"。"纳米鸿沟"蕴含并强化了发展起点不公平、代价与收益不公平、教育与发展机会不公平等伦理问题。     

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伦理困境与思考——从湖南黄金大米事件谈起

湖南黄金大米事件透显出转基因研发中以农作物为轴心的生态环境恶化、科技伦理中空和文化基底崩陷的总体性伦理困境。从根本上说,它仍是现代性文化观内蕴的主体与客体、理性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精神危机。转基因农作物研发困境的现代诊治须从系统文化学视角切入,直击社会的文化伦理根底,以综合观照自然、科技与人群之内在关联。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对主体间公正性与平等性的突出和约纳斯责任伦理对自然与人类未来后代的推重,为当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借鉴: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要消解以人类为中心、科技为主导、当代为关切的现代文化伦理,而建构人与自然、科学与伦理、当代与后代交互关照的新型伦理。     

论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学术责任的协调

高校教师是教学与科研学术责任的承担者。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质量要求、高校教师的发展及大学生的时代特点为高校教师两种学术责任的协调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而现实存在多种妨碍两种学术责任协调的因素,化解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高校教师的教学和学术责任。     

从生态文明看企业生态责任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的主体,其社会活动同社会的整体发展密切联系,在生态文明建设当中,企业承担起应负的生态责任,不仅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企业的生态责任是企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责任、对市场的责任、对公众消费的责任。企业履行生态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强化企业的生态责任建设。     

中日环境监测主体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环境监测主体制度是有关环境监测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的各项法律制度与规范的总称，日本很早便确立了完备的环境监测主体制度。经过多年的实践，其成功的制度实践已成为各国法律文明的典范。通过对中日环境监测主体制度与生成背景的考察，更能发现日本在环境监测主体制度上的先进性。通过辩证的借鉴日本成功经验，建议将我国环境监测制度的改革方向定为：通过理顺横向部门间的关系及明确纵向府际监测事权来建立统一的监测管理主体制度；以明晰环境监测实施主体的改革方向和建立完备的第三方环境监测主体制度体系为重点，为促进第三方监测主体发展营造制度环境；依托自行监测配套制度的完善及借鉴自行监测企业内部监督制度来改革自行监测制度；凭借严格追究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主体的法律责任与强化监测机构管理层的注意义务来完善监测主体的法律责任。     

司法改革背景下主审法官责任制:问题、反思与出路——以刑事案件为例

从近年发生的刑事主审法官担责的3起刑事事件说起,提出主审法官为什么要承担责任、承担哪些责任、是否存在救济程序等问题。为了能让刑事主审法官担责,反思中发现责任与错案概念上的概念界定难和主审法官并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以及认定错案标准不统一。为了让刑事主审法官真正担责,提出了需要建立主审法官责任法定原则、主审法官责任豁免原则、保护被追究主审法官权益保障原则3个主要原则。具体构建上,确立主审法官责任追究的前提条件是法官必须独立;进行主审法官责任追究的归责事由是主审法官不当行为为主、错案追究为辅;建立健全主审法官责任追究主体与追究程序。     

论强化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经济全球化,进而使无国界竞争逐步形成,带来企业经营模式及经营战略的调整,由此掀起强化企业责任特别是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潮流。为了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企业应结合国情,针对责任缺失的状况,树立起先进的企业责任理念和高尚的道德水准,从内部和外部两大方面不断强化企业责任,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我国生产者延伸责任的偏差与矫治

废弃产品的处理关系着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因此,生产者延伸责任已成为环境法解决环境与资源双重危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从循环经济发展对环境管理制度变迁的需求角度透视我国生产者延伸责任,发现:无论立法还是理论研究都存在偏差,都在时间维度上将责任定位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这与注重生产者的产品责任而忽视生产者延伸责任、生产者延伸责任承担主体缺失、法律所体现的原则性导致生产者延伸责任缺乏刚性约束等直接相关。因此,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矫治:(1)有针对性地确立两种责任并重的立法理念,(2)确定生产者延伸责任承担主体,(3)明确主体的法律责任,(4)延伸责任应明确界定在废弃物回收处置阶段。     

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已成为政府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在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供需不匹配、协同治理主体间职责不清等诸多问题。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提高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借鉴共享经济中的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并基于SFIC模型尝试构建一个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框架。在这一治理框架下,政府可以采取转变治理理念、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拓展多主体治理联动共享机制,以及强化协调和监督机制等策略推动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关于环境治理的责任伦理反思——基于中外雾霾问题治理的比较分析

责任伦理学作为对社会发展态势的一种反映,既是对社会发展代价的伦理反思,又是对各主体社会责任的伦理追问。雾霾问题作为工业社会以来的重大环境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的发展之痛,对其反思也推动了环境责任伦理学的发展。文章通过对1992－2014年CNKI数据库关于雾霾论文的文本分析,并对比英、美、日、德等国曾经的雾霾问题状况及解决之道,目的在于倡导一种基于责任伦理意识的培养,从而唤醒各行为主体的生态环境责任感,增强行为主体对自身环境行为的责任认知和责任实践能力,从而使环境责任意识内化为责任主体的道德品格,进而解决中国环境治理的困境,推动中国的又好又快发展。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加强农村重点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保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化、法律化。     

现代性视域中的技术风险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人类面临巨大的风险,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为了有效地防治技术风险,我们必须树立技术风险意识、强化技术主体的伦理责任、建立有效的技术风险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技术的运用、加强技术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使技术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