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差不多”论中的“差不多”——以“反差不多”运动中的茅盾与沈从文为中心

肇始于1936年10月的“反差不多”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间引入瞩目的文学论争,作为双方主将的茅盾和沈从文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今日看来,二者间却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新八股”、“公式主义”与“差不多”的问题,发现了当时文坛存在的“差不多”的创作现状,并开出了差不多的“药...     

生活的卑贱与生命的庄严--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娼形象

沈从文在以湘西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中,塑造了一批在卑贱的生活里追寻生命的庄严的湘西土娼形象.她们既多情而又专一,既放荡而又单纯,尽管从事着人类最古老而原始的职业,却在屈辱的生涯中守望着生命的庄严和人性的圣洁,与城市妓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从文在塑造湘西土娼形象时,不侧重于描写命运而是着力刻画生命,不侧重于再现生活而着力挖掘人性,对现代文学中同类题材的创作模式进行了有意识的超越,实践着他探求生命形式和人性内涵,进而重造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     

略论《诗经》中的生命伦理意蕴——以“生”为视角

《诗经》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意蕴。《诗经》不仅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事实上也是整体儒家生命伦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诗经》内蕴着“天道”在“生”的思想,将“天命”赋予“生”之德的内涵,是以天人共“生”的德性内容来诠释“生命”概念的。对人而言,生命之完善及其意义彰显即在于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德”涵养自身,这也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在现实的层面,《诗经》基于人的真实性情来突显生命的本真状态,并以“中和”之品格提示我们完善生命的根本方式,《诗经》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我们,养生的根本在于德性的修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代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沈从文的“死亡体验”与“人”的自觉

沈从文笔下存在大量死亡和杀戮现象,他靠着敏感多思的性格,以富有感性的笔触写出了人生的偶然性、有限性,也写出了人性的残酷面。这些素材来源于他的边城乡村生活和军旅生涯的丰富经历,来源于沈氏独特的死亡体验,并由此走向自我生命价值的思考,进而反思杀戮,反思历史,实现个人的觉醒和完善,从中见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原点,以及他逐渐走向艺术成熟的内在根源。     

社会问题与“干预生活”小说——以须一瓜的《义薄云天》为例

当代女作家须一瓜的中篇小说《义薄云天》主题是民众对见义勇为英雄的冷漠和伤害这个当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男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博爱与奉献精神使小说升华,其各个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表明＂干预生活＂小说在当代的回归。     

论古代文论中的“生命”观

本文认为,生命化文学观是古代文论的重要民族特色之一。“生命”观的内涵体现于创作、作品、欣赏等方面,它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需要,文学作品中作家生命的结晶,具有人的生命体特征和使人观照生命的功能。“生命”观的生成以古代文学为直接条件,又受古代艺术、哲学、相术、人物品鉴、养生学、中医学等思想文化的影响。“生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写实与“造梦”的诗意融合——沈从文《湘行散记》和《湘西》散论

<湘行散记>和<湘西>作为沈从文两次重返故乡的产物,联结着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全部个人经验,并经由这种个人经验的放大与改写,在怀乡与追忆中,用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诗性形象凸显出来,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个人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是其个人记忆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中国"的诗性重构,对跋涉在现代性路途中的中国乡村来说,也许具有整体象征意义.     

试析《说文解字》中的“并”族字

《说文》中的“并”族字,按意义可分为“并列,合并”、“聚集”、“隐蔽,遮蔽”、“分散,漂散”等四项,试据“母文表义”的说法,逐项加以分析。     

新疆东乡族基础教育双“瓶颈”问题研究——以霍城县老城村为例

20世纪末,新疆东乡族的基础教育开始走下坡路,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进行田野调查后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基础教育遭遇了观念与现实的双＂瓶颈＂,并对此提出了初步的应对思路：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宣传正确的知识价值观;改善就业环境等。     

论朝鲜族舞蹈“形”与“力”的关系

朝鲜族舞蹈是一种综合性舞蹈艺术,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以形体来表现感情、性格和色彩,具有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表达形式。朝鲜族舞蹈所体现的直发力和传导力、“形”与“力”、“力”与“力”、“形”与“形”的关系是朝鲜族舞蹈风格表现形式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论沈从文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以《长河》为视点

沈从文的《长河》是其在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作,它显示了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型,而这一转型同时寓示了时代、经历等因素对个人思想的深刻影响。     

“生活的体操”与“原始艺术力”的耦合——沈从文剧体作品创作特色与原初文学价值探析

沈从文剧体作品相比较其成熟期的小说和散文显得粗糙和幼稚,但是通过其原生态璞面的剖析,可以发现它们在体现＂原材料＂创作价值的同时,也折射出＂生活体操＂与＂原始艺术力＂的耦合,从而契合了文学创作的一定规律,彰显了作者早期创作的一些特色和其独特的原初文学价值。     

湘行“构象”与沈从文的生命观——《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中的水手形象

《湘行书简》可谓《湘行散记》的创作“底本”,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衍生关系,却分别有着“即时记事”和“延时创作”的不同写作特征.《散记》中呈现了临对不定性命运“固执”担当、求取生存的边地水手形象,却与最初“书简”的陈说颇具差异,体现出能动的建构性.《湘行书简》记存了沈从文还乡途中对湘西生命由怜悯到敬、爱的情感更变过程,《散记》中的边地水手则是这一过程中逐渐孕生的生命观影响下的文本“构象”.“构象”过程体现出沈从文希望以原乡生命力补济现代文明的文明本位与现实关切.他的生命观可以被视作一个以“命运”、“意志”为边际二维的复调、动态的“连续统”.     

《说文解字》中的“奄”族字试析

据形音义皆备的、具有分化孳乳能力的母文表义这一思路，将《说文解字》中收录的１３个“奄”族字加以剖析，分成具有”大”义、“覆盖、蔽藏”义、“无光明、错暗、黑暗、黑”义、“覆盖、遮蔽、盛装物体的东西”义的几组同一母文（右文）而古音相同、相近，意义相通的字，论证这些字的意义与其母文及其外化符号有密切的关系。且把《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说文解字》以外的近５０个“奄”族字，略作分析，分成具有“覆盖、蔽藏”义、“急遽、忽然”义、“不奢侈”义、“覆盖、遮蔽、盛装物体的东西”义这７个组同一母文（右文）而古音相同、相近，意义相通的字作为附录。并把《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包括《说文解字》所收录的１３个“奄”族字在内的６０个“奄”族字与母文“奄”字的关系用表示意于文末。     

论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化理想的异同——以《边城》与《受戒》为例

《边城》和《受戒》作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代表作,其蕴含的文化理想有明显的共同点,也有难能可贵的异质性.从时代背景、人生矛盾和精神内涵等方面,对《边城》和《受戒》的文化理想进行解读,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蕴藏的审美价值和沈从文与汪曾祺之间的诗学联系及差异.     

人文教育与创新人才——以沈从文的童年生活为例

沈从文童年的逃学经历，从人才成长所需的环境及情绪智能两方面论证了人文教育对创新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     

“错误出生”之诉与“错误生命”之诉辨析——以中国的诉讼案件为视角

“错误出生”之诉与“错误生命”之诉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上新出现的案件类型,因理论研究的缺失,使法院在具体处理时出现了一些偏差。文章通过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的分析比较,理清了概念以及两种诉讼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力图给我国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爱”与“自由”:鲁迅生命的底色——鲁迅早年生活透视之一

对鲁迅的早年生活进行新的阐释,论述早年鲁迅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以及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提示人们关注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生命意欲在鲁迅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由“生命”到“美学”的心路历程——从潘知常《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的“后记”说起

当代中国生命美学的创始人和领军人潘知常从1991年的《生命美学》到2023年完成的“生命美学三书”（《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走向生命美学》《我审美故我在》）,构建起了“情本境界生命论”的美学思想及“审美何谓—审美为何”的研究体系。从他这四部著作（尤其是第三部）的“后记”进入潘知常的学术世界,探寻他由“生命”到“美学”的心路历程,期冀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窥探他生命美学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