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青年父母再生育抉择的实证研究

目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对青年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探求政策实施中的配套措施。方法：对南京市400名一孩青年父母进行实证调查,了解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一孩青年父母有再生育意愿的仅占14%;一孩母亲的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家庭再生育意愿越高;意愿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怕孩子成长孤单、减轻孩子养老压力和抵御失独风险;经济压力大、带教孩子太辛苦和年龄身体原因是不想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结论：南京地区一孩青年父母的再生育意愿很低;传统的教育观、养老观、家庭观促进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功利主义教育观与攀比型生活方式阻碍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应积极倡导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制定鼓励二孩生育的福利政策和完善教育服务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高人力资本女性更愿意生育二孩吗——基于人力资本的生育意愿转化研究

女性生育意愿提升及生育行为落实是当下宽松生育政策的初衷。毋庸置疑,人力资本存量对女性生育意愿及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解构女性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内涵维度及对生育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精确生育配套与保障政策的指向性,满足不同人力资本存量女性的异质性需求。运用2018年新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借助Probit和Dprobit模型,从女性人力资本视角定量解析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及意愿转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显性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报酬与隐性人力资本中的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感及认知能力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服务满意度、社会服务救济覆盖率、公共资源普惠度,劳动合同签订率、工作压力感、工作参与度及女性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阻碍生育意愿转化。医疗卫生体系成熟度、就业指导平台完善度、公共服务资源便利度、工作年限、岗位培训、心理健康、生活幸福感及家庭支持有助于生育行为落地。高人力资本存量与年龄偏大的女性更愿意生育,但生育行为受到约束捆绑,举步维艰。育龄女性孕产期全程心理辅导亟待开展,应尽快补充针对高人力资本及大龄女性的个性化生育鼓励与特色保障政策,勇于探索政策创新。     

“三孩政策”下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基于山东省部分居民

目的：探索“三孩政策”下山东省部分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随机选取山东省居民529名,使用统一问卷进行调查,重点分析山东省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529名研究对象中有三胎意愿的居民为59名,占11.2%。对政策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不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孩子之间互相攀比和妒忌心理、分散父母精力,影响孩子成长和家庭经济水平及育儿成本问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家庭身份（OR=2.145,P=0.027）和分散父母精力、影响孩子成长（OR=0.688,P<0.001）与山东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结论：目前山东省居民三胎意愿低;完善学前教育、提供一定的生活及医疗补贴、鼓励父亲参与抚养将有利于提升山东省育龄期居民三胎生育意愿。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基于十个城市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我国当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十个城市社区,对其全面三孩政策及其配套生育支持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发现：生育补贴覆盖面窄且待遇水平有限、生育保险覆盖率低、产假和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制度落实存在困难、托幼服务需求难以满足、面向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等。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网络使用、三孩生育意愿与冠姓嵌入——来自成渝地区的证据

基于成渝地区1 812个婚育龄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多层面综合影响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网络使用不频繁、网络信任度高、认可子女冠母姓、愿意多生母姓子女的群体更倾向于生育三孩;子女冠姓在网络使用和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一定的中介调节作用。根据分析结果得出营造积极正向的三孩生育网络环境,以及对同怀异性、子随母姓包容的政策启示。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研究——对恩施自治州376位农村居民的调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376位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对孩子质量预期增高,数量降低;重男轻女思想正在淡化;生育目的多元化;生育时问的选择更加自主、理性等几点结论。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639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在农村公共产品建设过程中,农民是公共产品建设的生力军.推进农村公共产品建设需要尊重农民意愿,不断提升农民的参与度.以江西省为例,通过对639位农户入户深度访谈调查,利用二元Logistic的模型,实证研究了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种植规模、家庭收入、地理特征、民主参与、政策支持、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等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参与公共产品建设的意愿.     

家庭支撑力如何影响女性生育决策？——基于对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

生息和传承是人类社会落脚于家庭的两项基本任务,家庭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家庭因素,界定“家庭支撑力”的含义,并结合莱宾斯坦（Leibinstein）成本效用理论,从生育经济学理论和微观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论证家庭支撑力与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内部提供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以及养老负担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非家庭因素,例如生育政策、生育津贴等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决策起“催化”作用。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应构建显性的“制度性”家庭政策体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加速推进生育成本的社会化;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南平地区286份调查问卷

基于福建南平地区286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户受教育水平、个人年收入、对周边环境的关注度、村委会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宣传次数以及对整治工作的了解程度对于农户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是否从事畜禽养殖业、与养殖户的关系密切度、家离最近主河道的距离与农户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应加强资金投入、治污科技投入和宣传,提升农户参与积极性,提高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绩效。     

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南平市的280份调查问卷

基于福建南平市280份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的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强烈。家庭收入、家庭总人口、了解程度、预期加入是否能够显著增加收入、周围亲朋好友参与人数等因素对于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户对于农业合作组织的认知水平;努力提高现有农业合作组织的经营效益,让农户更好地享有其规模效益;采取多种措施激励现有合作社社员带动周围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创新合作社的入股方式,平衡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     

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规模与人口控制——基于厦门市与全国的调查样本的比较分析

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理出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规模的理论解释模型,提出理论假设,利用2003年对厦门市流动人口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以及2005年对全国各地市流动人口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系统描述了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与特征,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分析了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