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青年父母再生育抉择的实证研究

目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对青年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探求政策实施中的配套措施。方法：对南京市400名一孩青年父母进行实证调查,了解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一孩青年父母有再生育意愿的仅占14%;一孩母亲的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家庭再生育意愿越高;意愿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怕孩子成长孤单、减轻孩子养老压力和抵御失独风险;经济压力大、带教孩子太辛苦和年龄身体原因是不想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结论：南京地区一孩青年父母的再生育意愿很低;传统的教育观、养老观、家庭观促进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功利主义教育观与攀比型生活方式阻碍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应积极倡导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制定鼓励二孩生育的福利政策和完善教育服务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三孩政策”下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基于山东省部分居民

目的：探索“三孩政策”下山东省部分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随机选取山东省居民529名,使用统一问卷进行调查,重点分析山东省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529名研究对象中有三胎意愿的居民为59名,占11.2%。对政策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不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孩子之间互相攀比和妒忌心理、分散父母精力,影响孩子成长和家庭经济水平及育儿成本问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家庭身份（OR=2.145,P=0.027）和分散父母精力、影响孩子成长（OR=0.688,P<0.001）与山东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结论：目前山东省居民三胎意愿低;完善学前教育、提供一定的生活及医疗补贴、鼓励父亲参与抚养将有利于提升山东省育龄期居民三胎生育意愿。     

家庭支撑力如何影响女性生育决策？——基于对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

生息和传承是人类社会落脚于家庭的两项基本任务,家庭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家庭因素,界定“家庭支撑力”的含义,并结合莱宾斯坦（Leibinstein）成本效用理论,从生育经济学理论和微观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论证家庭支撑力与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内部提供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以及养老负担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非家庭因素,例如生育政策、生育津贴等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决策起“催化”作用。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应构建显性的“制度性”家庭政策体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加速推进生育成本的社会化;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当代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分析——以江苏6县市调查为例

利用＂江苏省6县市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从三个维度——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文化（观念）——描述和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来,我国当代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逐步减少,男孩偏好也趋于减弱。研究还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到城乡二元化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程度正在逐步减小,而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新冠感染会影响生育意愿吗？——对1197户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调查

大疫之后第一年,人们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对1197户育龄家庭的调研发现,有潜在生育意向的家庭中,约有近四成在2023年有生育意愿。运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家庭经济状况如何、老人能否帮忙照顾孩子。此外,约有半数家庭虽然可能还会选择要孩子,但在2023年无生育计划。其中,约有200个家庭表示“担心疫情会反复,今年生育有风险”,故而不愿意在2023年孕育。调查中还发现,家庭普遍把“儿女双全”作为一种美好的憧憬,且这种憧憬能促进人的再生育意愿。     

新时期中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甚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这与新时期宏观生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影响生育的新因素开始凸显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新媒体快速传播低生育文化等成为影响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应该将这些新因素纳入考虑,从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着手,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生育中面临的困境,帮助他们实现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婴幼儿家庭支持对育龄农民工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2020年的数据分析

不同的照护服务模式对再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社区和社会等主体短缺情况下,家庭支持承担了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主要职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20年数据分析发现,育龄农民工再生育意愿与其婴幼儿家庭支持呈现出显著关系,但育龄农民工能够获得的家庭支持情况不容乐观。进一步完善育龄农民工婴幼儿家庭支持,对于提升其生育意愿,实现三孩政策预期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政策建议主要有：建立健全婴幼儿家庭支持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体系;加大财政等公共资源投入,强化婴幼儿家庭支持能力;提高用人单位、社会等方面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弥补婴幼儿家庭支持的不足。     

家庭结构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

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对影响西部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家庭结构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的分析,证明了迁移意愿是基于家庭结构的理性决策,家里是否有父母或子女是影响个人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考虑了年龄和教育的影响之后,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较低,有老年父母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较高。     

国外生育意愿研究经验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与反思

发达国家第一次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均早于中国,在生育意愿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生育意愿概念、测量方法以及生育意愿特性界定上比较科学合理。其次在理论分析框架上,从生育意愿的计划行为理论,到生育意愿变动的生育周期控制理论,构建了完备的理论分析体系。三是基于理论指导,深刻分析文化规范、经济因素、职业冲突、家庭权利分配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避免了将一些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统一归为影响因素。而这些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恰恰为国内学者所忽略,由于国内生育意愿测量方法的不科学,也导致生育意愿对未来生育水平的预测能力大大降低。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房价与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一个社会融入的视角

人口增长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曾被称为“超生游击队”，但近年来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明显，探寻他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紧要而迫切。使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房价、城市购房与流动人口二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上涨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收入和降低失业风险渠道对流动人口生育第二胎的总体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呈现一种“财富效应”；城市购房对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城市购房会削弱房价对再生育意愿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社会融入程度可以调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对房价上涨的敏感性，这意味着高度城市融入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房价的影响。从结论出发，提出实施“生育友好型”住房政策建议，保持房价和经济平稳的同时不断减轻城市新移民住房负担，从而提高流动人口乃至常住居民的生育意愿，这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

生育观念在逻辑上包含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需求三个层面.生育观念借助文化力传播,可形成驱动群体主导生育行为的主流生育观念,而主流生育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延续性与滞后性.决定群体主流生育观念的本源力量来自经济、社会环境,能动的宣传教育与新兴生育文化建设会推动生育观念的加速转变.这些概念的内涵与逻辑关系,构成描述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基于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

基于青岛市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与"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同,年龄、养育态度、父母责任感和家庭沟通方式是影响"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符合我国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社会发展形势。同时,政府要加强家庭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建设,对高龄、低收入等重点育龄人群做好服务应对。     

二胎时代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安徽省C村的调查

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的基础上从理想生育数、理想生育性别、生育动机等方面来探讨我国农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理想子女数趋向于二孩,性别偏好开始弱化,生育观念趋于理性化发展.农民的生育动机逐渐将个人家庭幸福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生育意愿与实际具体的生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生育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从落后、保守向文明、开放化方向转变,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精神风貌也向现代化迈进.     

影响生育意愿的多种因素分析

从多种视角出发,对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的因素做了尝试性分析,指出经济原因是决定生育意愿变化的根本性原因,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变化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的诱导对生育意愿的变化具有促进作用,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是生育意愿变化的潜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