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业绩承诺与"良性"商誉减值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商誉"爆雷"事件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商誉减值已然风声鹤唳.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并购事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会操纵商誉减值时机,进行一次性、巨额的"恶性"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缓释的作用,降低了管理层操纵减值的能力及动机,当被并企业业绩未达预期时,及时、分次、小额的减值计提,可以确保商誉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助于"良性"商誉减值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中排除了替代性假设,佐证了业绩承诺的监管作用及机制.因此,建议监管层通过制定政策,推广业绩承诺在高商誉减值风险并购中的应用,并对高商誉企业进行持续监管,以缓释资本市场商誉减值风险.     

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质量与商誉减值风险

巨额商誉减值不仅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现已成为企业、投资者和监管者重点防控的金融风险.以2014—2018年A股市场上发生并购并存在商誉减值的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大,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金额也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能抑制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商誉减值风险,并且此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经过稳健性测试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监督部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企业应完善管理者监督考核制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此外,管理者自身应加强自我修养,提高管理团队自我认识的水平,避免因个人主义、主观随意性产生的决策风险.(2)监管部门应完善相关法规、条例以提高并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透明度,并对商誉的形成及后续的减值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加大问责力度.     

不同产权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绩效变动研究

商誉减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计活动,频繁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由于并购的盲目性和过程的复杂化,并购行为中商誉减值问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产权性质反映其对商誉减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后,就将引发企业绩效的真实变动,表现在企业绩效的下滑,而非盈余管理的目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商誉减值对绩效下滑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比中央控股企业商誉减值对绩效的变动更加显著。继而通过扩展了并购商誉带来的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对政府的监管提出针对性建议。     

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吗?

基于有限注意力理论研究了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商誉减值的“眼球效应”吸引了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有限注意力,从而弱化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即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这种遮掩效应只存在于在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之中。进一步检验了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发现,一方面,企业计提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审计业务的复杂性,导致注册会计师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计提巨额商誉减值集中地剥离了价值毁损型并购的不利影响,通过向下盈余管理储备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未来的经营绩效。     

商誉减值研究述评及中国情境下研究展望

随着资本市场并购浪潮的兴起,商誉风险激增,减值测试制度下商誉减值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为此,从管理者私利动机、公司经济因素、并购特征等角度对商誉减值文献进行综合回顾,揭示了商誉减值的成因;从管理者、企业和中介机构等主体方面,分析了商誉减值产生的经济后果,并归纳了商誉减值的分类研究方法,梳理了商誉减值中“洗大澡”和规避行为的监督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提出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包括:(1)回归到商誉本身的经济价值,探索商誉减值更为科学的分类计量方法;(2)结合股权结构特征,考察控股股东在商誉减值决策中的影响作用;(3)实证分析商誉减值规避等不当行为的不利影响及其作用边界条件;(4)重点关注和探讨商誉减值规避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及不同监督机制的相互作用效果。     

超额商誉、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商誉减值

以2014—2016年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与自并购时点起三年内商誉减值的总额显著正相关。当作为并购中介的会计师事务所标的资产所在行业具有行业专长时,能够对超额商誉与短期内商誉减值的关系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跨行业并购及关联并购中,审计师行业专长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丰富了商誉与并购中介相关研究,为并购方理解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商誉减值企业的违规行为解析及其监管

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商誉减值及程度对企业违规行为、违规倾向与违规稽查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确认商誉减值和减值程度较高的企业越可能存在违规行为;相对于无商誉减值企业,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高,违规倾向较低;相对于低程度商誉减值企业,高程度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低,违规倾向较高。商誉减值影响企业违规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商誉减值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将违规作为应计盈余管理获利的替代手段;二是商誉减值企业能够增加问询监管与媒体报道次数,导致违规稽查概率升高,违规倾向降低。但同时也会降低审计独立性,导致违规稽查概率降低,违规倾向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企业更可能存在财务违规行为,国有与民营企业的违规可能性相差无几;退市压力加剧了亏损企业违规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揭示了商誉减值与企业违规的内在逻辑,为优化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及加强外部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监管部门识别企业的违规操纵行为拓展了新思路。     

关于资产减值会计的思考

文章从资产减值会计问题的提出及改革的动因入手,依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的框架下,针对我国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的认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资产组相关概念的引入、商誉的减值以及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盈余管理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来自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由于"轻资产"的特性往往估值过高,高溢价合并导致商誉规模庞大,而合并后被购买方无法完成对赌协议为日后商誉巨额减值埋下隐患。本文以2014—2019年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管理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实证显示,盈余管理与商誉减值呈负相关关系:向上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计提商誉减值就越少;向下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计提商誉减值就越多。与小规模的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相比,大规模文化产业类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商誉减值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此外,2018年财政部专家提出将商誉的后续计量方式由减值测试法改为摊销法,此政策预期增强了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向下盈余管理动机。     

试论负商誉及其帐务处理

根据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 ,论证了负商誉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确实存在 ,且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同时认为负商誉的本质是产生于廉价的交易。认为负商誉应确认为本期资本交易中的利得 ,全部计入本期损益 ,在全面收益表中以单独的项目予以披露。负商誉的大小应为目标企业的各项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之和与主并企业收购价格、为收购而发生的交易费用、及主并企业在并购后不久处置部分不需用资产的损失之和的差额     

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

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综合运转效能、行业势能和发展潜能三个维度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资源协同效应和内部资源协同效应是并购商誉影响企业能力的两条作用路径。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而2018年证监会商誉会计监管行动对于企业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产生了有效约束作用,从而提高了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的相关性。并购商誉对于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和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为解决“商誉会计乱象”,准则完善与加强监管应当“双管齐下”,准则制定机构应根据企业特征和并购目的制定差异化的披露规则。同时,会计监管机构应强化对商誉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此外,企业在并购活动中也应关注企业能力,可将能力作为业绩承诺的补充。     

持股金融机构对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是否持股金融机构、持股金融机构的程度和类型对并购商誉的影响,并从融资约束角度分析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持股金融机构显著降低并购商誉金额,融资约束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并且持股金融机构程度加深,并购商誉降低作用更加明显。持股金融机构对并购商誉的影响主要源于持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持股金融机构的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应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信息渠道、人才和技术,制定更合理的并购对价,抑制虚高商誉。     

并购商誉、产权性质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形成的商誉资产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并购商誉对企业全要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2)产权性质对于并购商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拥有高商誉的企业样本,越倾向于轻资产投入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越低的企业所拥有的并购商誉越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随着并购活动的兴起,并购中产生商誉的并购企业数量,商誉金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并购商誉在并购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并购中产生的商誉对企业今后的盈利会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可以促进财务绩效?又有哪些重要因素会影响并购商誉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选取2009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发生并购产生商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并购商誉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并考虑企业性质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支付方式下两者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产生显著正影响。(2)国家控股情况下,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影响比非国家控股更显著。(3)现金支付方式下,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影响比其他方式更显著。最后,本文根据相关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巨额商誉确认——未来盈利能力折现抑或并购让步?——基于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超额收益观"逐步成为认知商誉本质的公认观点,但在并购实务中上市公司巨额商誉的确认是"超额收益观"的真实体现还是为扩大控制权而做出的让步需要进一步检验。以沪深两市2007-2011年数据为样本,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营业利润、超额营业利润、总资产报酬率、超额总资产报酬率均与商誉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商誉确实能为公司未来带来超额盈利,有商誉的公司在未来获得超额盈利的能力更强,商誉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商誉所带来的超额盈利越多,这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实现协同效应可以提高盈利能力。     

并购商誉会计的探讨

并购商誉本质上属于企业资产;并购商誉符合会计确认的4个标准,应该在财务报表中对其进行初始确认和计量;并购商誉后续确认和计量的较为科学的方法是,在对所有商誉进行摊销的同时,进行商誉价值的减损评价.     

关于购买商誉后续会计处理的探讨

购买商誉在进行后续会计处理时通常会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或摊销，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减值测试比摊销更能反映商誉的本质特征，更符合会计信息相关性原则。但是，我国现阶段对购买商誉采取减值测试方法在推行上存在一定难度，建议对其进行摊销以降低会计核算成本。     

企业并购商誉问题探讨

并购是现代企业产权交易的重要形式 ,通过并购使社会资源重新配置 ,利用企业并购 ,可使企业组织结构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会计的角度看 ,企业的商誉问题并不是因为企业并购而产生 ,而是因为并购才确认于会计报表 ,从而成为会计研讨的热门话题。由于在企业并购中 ,并购商誉越来越大 ,如何处理它 ,已成为并购会计实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就商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对我国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提出了几点思路     

自创商誉、外购商誉和负商誉辨析

自创商誉、外购商誉和负商誉与特定的会计主体相联系,自创商誉是对任何一主体而言的,而外购商誉和负商誉是伴随并购行为产生的,是就实施并购的企业而言的。对于任何一个会计主体,如果没有实施并购行为,它只可能拥有自创商誉,只有在实施并购行为时,才可能产生外购商誉或负商誉。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商誉(即自创商誉)尚未纳入财务会计系统的反映对象,通过会计报表确认的商誉本质上只是企业正的合并价差,即外购商誉。     

中国资产减值会计研究

简要地回顾了中国资产减值会计发展历程,概述了中国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确认方法和资产减值的恢复。指出中国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具有随意性、信息披露不足和会计信息质量失真。借鉴国内外会计准则,提出完善中国资产减值会计应加强会计制度建设,改进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使其在实务中更具有可操作性;提高会计事务所的诚信,加强资产减值的独立审计,遏制企业操纵利润;同时就多学科的紧密渗透,运用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健全信息市场和价格体系市场,正确评价资产减值;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既符合企业谨慎性原则,又有利于向国际惯例靠拢,对提高企业资产质量与防范风险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