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边界

司法实践中,如何划定合法的私募投资基金与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界限,一直是一个动态难题。特别是随着私募基金的迅猛发展,解决这一难题的需求更为迫切。判定私募基金活动的合法性应从集资主体、集资对象、集资方式和集资项目四个方面展开,概而言之:集资主体是形式要件,合法私募履行登记备案手续,而非法集资犯罪只是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往往无法取得备案;合法私募的资金募集对象是特定合格投资者,在经济能力、人数和范围方面都有明确限制,而非法集资犯罪是面向广大的社会不特定公众;合法私募以"私"为特征,募集方式不得公开,不得承诺收益,而非法集资犯罪与之相反;合法私募以"项目"为生命线,必然存在真实的特定项目并备案,且资金专款专用,而非法集资犯罪中的项目只是虚构、捏造的"存在",资金往往转移挥霍。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刑罚困境及治理路径

集资诈骗犯罪扰乱国家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予以严厉打击。《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主要集中于对集资诈骗罪刑罚内容的修改。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刑罚困境具体包括以下方面：犯罪越严重,刑罚相对越轻;刑罚种类搭配不合理;刑罚的威慑作用存在局限性;刑罚的确定性较低等。从犯罪经济学视角出发,治理该犯罪的路径主要包括提高犯罪直接成本、刑罚的严厉性和刑罚的确定性等。     

新时代下非法集资的影响、处置效果评估及综合处置防范机制研究

经济金融越发展,经济金融秩序越重要,有效处置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经济金融安全越关键。非法集资活动对经济金融存在一系列潜在负面影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加重企业经营困境、削弱宏观调控政策、诱发社会不稳定、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功能造成不利影响等。为实现对非法集资处置效果的量化评价,基于TRIZ理论构建了非法集资处置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结合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四个代表性城市2018—2020年度的非法集资处置效果展开了评估,分析了各城市在非法集资处置中的优势及不足之处。为有效提升非法集资处置效果,改进处置工作中的不足,构建了依法依规作为处置的准绳、重点识别作为处置的关键、源头探寻作为处置的根基、部门协同作为处置的保障、多元机制作为处置的手段的“五位一体”非法集资综合处置防范机制。新时代下非法集资活动态势依旧严峻,相关部门应构建非法集资处置效果评估系统,推进非法集资综合处置防范机制构建,抑制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稳定。     

腐败犯罪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界分标准

治化反腐和冤假错案防范的有效实现，需要审判人员对腐败犯罪事实证据的精准审查。通过对腐败犯罪案件中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的类型分析，提出“程序违法程度、证据的客观性和程序正义”作为腐败犯罪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界分标准。从而对非法言词证据、非法物证、书证以及瑕疵证据适用不同的排除规则，为有效实现法治化反腐的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互联网金融形势下集资类犯罪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在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的滞后性、不确定性及互联网金融及犯罪的复杂性,两个罪名的适用还存在很多问题.集资诈骗罪由于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解释的不确定性导致此罪认定存在客观归罪的嫌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存在“口袋罪”的嫌疑.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对于许多集资行为,只是简单以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为标准来定罪,由于两罪后果相差较大,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情况.     

论单位受贿罪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单位受贿罪由于实施主体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查获的案件很少,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很大。单位非法向内部职工收取各种集资、摊派费用。国有单位如学校、企业等利用其垄断地位乱收费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司法机关对单位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对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成立数额做了相差悬殊的界定,违背法益侵害这一犯罪本质,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浅析非法集资犯罪的预防

非法集资犯罪大案要案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暴露出在非法集资犯罪预防机制方面的薄弱和政府有关部门监管责任的缺失。以往对非法集资犯罪侧重于事后惩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发生。但具有较大的滞后性,不能起到提前防范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犯罪。针对这些弊端,本文提出了健全预防机制,强化政府监管责任,联合各部门实施综合治理的主张,并详细论证了与此相关的五点建议。     

论计算机犯罪侦查的取证规则——以相关证据规则完善为视角

计算机犯罪中的证据属于电子证据,传统的七种证据形式与其相应的电子化表现形态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计算机犯罪中证据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五类。在取证上还存在取证方式不恰当、保存技术手段缺乏、其他辅证没有提取等问题。应按照证据裁判主义对证据的要求构建相应的电子证据采纳规则。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对电子证据的调整。在确立一般原则基础上建立取证具体规则。     

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特点、成因及防治对策--以江苏省兴化市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地非法集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农村连续发案，案值巨大，受害人众多，不仅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为此，对该类型犯罪开展实证研究显得尤有必要。     

环境犯罪主体处罚范围的厘定——以中立帮助行为理论为视角

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可以为限制环境犯罪中共犯的成立范围以及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范围提供理论支撑。应否作为犯罪主体进行处罚,应考虑是否属于正当的业务行为、对犯罪支配的程度、法定刑的轻重、违法性总量大小、期待可能性高低以及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大小等因素。受雇（聘）在污染企业中从事生产、加工、排污的普通职工的行为,由于通常具有业务中立性,期待可能性较小,一般不值得处罚;受雇运输倾倒危险废物的,通常应作为犯罪处理;出租场地、设备的,不值得处罚;只有实际管控企业的投资者,才应承担刑事责任;在非法采矿中受雇驾船、开机器、采矿、记账的人员,不值得科处刑罚;除盗伐林木外,受雇采伐林木的行为不值得评价为犯罪;受雇非法捕捞水产品、狩猎的,不值得科处刑罚,但明知可能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仍受雇猎捕、杀害的,可能成立共犯。     

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界定——基于刑法技术性工具的合理性研究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界定虽立足于有效指导司法实践这一理念，然而从技术性处理的角度考察，则仍存在缺陷：并非所有的非法集资犯罪的成立都须具备社会性这一特征；亲友以及口口相传的界定也颇为模糊。应在“亲友”的范围之内，以超过三个层级为准将其界定为向“公众”集资。同时，主动型的口口相传应认定为公开宣传。     

青少年强奸犯罪的成因与防控——北京市海淀区未成年人与在校生强奸犯罪的实证审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2007—2009年办理的未成年人和在校生强奸犯罪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青少年强奸犯罪的数量呈直线上升、北京籍犯罪情势严峻、强奸犯罪被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差等特点。究其原因是多元的,包括中国性教育桎梏以及父母与孩子沟通障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并缺乏正确引导、外来务工青少年"性压抑"、城市管理缺位等。预防青少年强奸犯罪,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发挥教育的预防作用;学校应严抓不懈,专项开展性教育工作;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监察机关应发挥预防犯罪职能,综合治理青少年强奸犯罪。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及其限制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是该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非法集资犯罪的重要区别。从客观行为表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是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种重要方式。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还应当结合以下因素综合判断：集资款的具体去向、行为人的履行意愿与履行能力是否具有统一性、共犯在集资犯罪中的犯罪目的是否相同以及犯罪过程中是否发生转变。由于推定事实与案件事实可能存在差异,故应当适当限制司法推定：限制的基本理念是刑法中的谦抑原则,限制的方法是允许反证推翻已经推定的事实。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探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构造有两个层面：一是内在价值,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自身品格;二是外在价值,即规则作为达到良好结果的手段和目的的价值,又称工具价值。众多价值的冲突表现为：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实体正当与程序正当;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司法公正与刑事效益。对这些价值冲突实质的分析,有助于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

近年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成为我国法学界的热点难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价值基础包括: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正当;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司法公正与刑事效益,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只有深入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价值基础,才能构建符合理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取舍与法律价值的选择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关系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关系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利益冲突的权衡。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证据犯罪立法评析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保证各种诉讼的顺利进行是刑法的内容之一,文章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证据犯罪立法进行了评析,分析了现行刑法在证据犯罪立法方面的不足,表现为我国证据犯罪的覆盖面偏窄,立法技术的严密性和系统性欠佳,不能适应诉讼程序的需要,影响实体法功能的实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概念进行梳理,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议,还是实务中的操作,在社会上都引起极大的关注,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促进司法公正、体现法治尊严方面,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办理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程序法律难题及破解

互联网金融犯罪隐蔽性强、潜伏期长,智能化程度高、专业性强,犯罪成本低、收益高、危害大,并且具有跨越时空性.这些特点给案件的管辖、电子证据的调取以及言词证据的收集带来了诸多疑难问题.确定管辖权应坚持属人性和关联性,同时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可由几个主要犯罪地司法机关分段、分地办理.电子证据的调取应遵循可靠、规范、全面、监督原则,可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真伪鉴定.言词证据的收集可以从理清犯罪团伙内部关系、健全侦查协作机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以及建立网上债权登记制度入手.     

审计犯罪证据的搜集及适用

审计犯罪证据形式比较单一、技术含量高、隐蔽性强且多是间接证据。在搜集和固定审计犯罪证据时必须依据审计犯罪证据的特点进行。审计犯罪证据在司法中适用时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够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