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混改"成败的关键。以2016年中国A股上市的238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并使用PSM法选择配对样本,构建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并没有显著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均与产权保护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中等"混改"深度和"混改"制衡度更有利于产权保护。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非国有控股股东有更好的制衡效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产权保护水平,并在"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与产权保护作用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文章丰富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司治理层面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基于分类治理视角

在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同时,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企业获得创新竞争力,这是国企和民企都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2009—2018年发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非国有股东所拥有的董事会权力作为其发挥治理效应的替代变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从国有企业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企业混改实施的效果。结果表明:(1)强化非国有股东"话语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及探索式创新的产出。(2)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一般商业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而弱化其利用式创新;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     

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股东资源的互补与共生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股东结构的重构,更是各种股东资源的聚合与效应发挥.基于中国联通"二次混改"经典案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素进行了逻辑归纳,系统论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东资源的作用逻辑与机理——"混"的是股东资源(物质基础),"改"的是公司治理(上层建筑).因此,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重点关注外部大股东的准入门槛,以资源异质性和资源优势互补性为根本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大股东联盟的良序治理,并动态优化股东资源,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     

混合所有制、公私合作制及市场准入法的改革论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全面深化改革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 混合所有制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为解决中国特有的国企改革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其目的是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 激发国有企业发展活力, 着力解决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从经济上来看,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的合资合作, 是以国企混改合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 是中国底层经济逻辑的重置。在国企混改过程中, 首先要关注作为国企混改基础的国企混改合同所蕴藏着的公权与私权交织的特殊性, 并基于此在国企混改合同中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承担公共职能, 即对企业控制权限制、营业自由限制、公共责任承担和\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高质量财务报告是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能否有效约束企业财务重述行为。主要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概率,特别是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而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产生相应治理作用。进一步地,在管理层权力较小、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约束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最后,只有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才能有效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文章不仅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财务重述的相关学术研究,对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日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经验证据显示,目前对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混改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大,股权定价困难;国有股东更愿意增持而不是出售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股份;混改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效率观和资源互补观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理论基础。考虑到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层级的不同,未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基于效率观、资源互补观来分类分层推进。将现有的混改“试点推进”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配套披露制度,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管理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

保持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深远影响。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可持续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高科技行业、营商环境较好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强非国有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分类分层推进不同行业、不同外部经营环境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优化国有企业治理体制和外部经营环境,从而全面提高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逆向混改”与民营企业创新： 资源优势与治理效应视角

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逆向混改”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具体而言提升了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增加了创新产出、降低了创新风险,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逆向混改”能产生资源优势效应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扩大商业信用规模,同时产生治理效应缓解股东与债权人间的代理问题。“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能为我国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混改背景下国企关键人激励机制有利于探索式创新吗?

在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国有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这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需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和股权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从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比较分析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特殊性;并从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上市公司和不同要素密集度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可以发现:(1)目前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水平显著影响探索式创新,总经理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探索式创新;(2)相较于一般国有上市公司,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与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特定功能类、非高技术型企业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仍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从制度环境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混改的深入性、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和非国有资本控制权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正相关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通过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从而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

以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测度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投资效率变化,并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实证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混改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方式的混改国企投资效率提高最为显著;机构投资者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呈正比。文章丰富了非投资效率研究的理论知识,并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放宽非公资本进入门槛、保障非公资本话语权、大力引进机构投资者以促进国企发展的政策建议。     

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

以2013年至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可以发挥治理效应，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避税。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都能抑制企业避税；在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抑制避税，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避税；但是在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的企业，混合所有制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显著降低。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股东利益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以分权控制理论为基础,构建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和监督机构三方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侵占民营股东的概率受监督机构监督成本和国有股东被监督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监督机构选择自主监督国有股东的概率受国有股东侵占行为惩罚力度系数、国有股东侵占额外收益和民营股东诉讼赔偿等因素影响。要加强对国有股东的惩罚力度,发挥好政府的监督作用,增强中小股东权利保障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与国企混改效率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非国有股东通过参股国有企业和委派高层管理者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缓解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及“内部人控制”问题，提升了国有企业发展水平。本文选取2010—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此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此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股东提供了管理实践启示。     

非控股股东董事与国企高管更换研究——基于股东合谋的视角

从股东合谋的视角,考察非控股股东董事对国企高管更换与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董事显著增强国企董事长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但其效果只存在于地区法律保护好、未发生关联交易与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公司;此外,研究还发现,更换董事长后公司业绩得以显著改善。这些结果表明构建防合谋的非控股股东董事机制才是提高国企治理效率的关键,从而为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与现金价值关系研究

以2006年至2013年间沪深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政治关联与公司现金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现金价值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政治关联强度的增加会进一步损害现金价值;政治关联对中央国有上市公司的现金价值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现金价值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应改革国有企业的高管选任机制,加强对地方国有企业的监管,从而抑制政治关联代理冲突效应的发挥。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东利益冲突、股权混合模式与公司绩效

以2009-2015年沪市A股中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持股近似度和持股关注度两个新指标,研究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不同身份属性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状况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大股东利益冲突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且不同的股权混合模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国有大股东和非国有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适中的股权混合模式有利于提升公司绩效;两类股东持股比例差异过大或过小的股权混合模式均不利于提高公司绩效。因此,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异质性股东间的制衡作用,而应通过合理设计股权混合模式,有效化解大股东利益冲突,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各自的优势。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政府控制、“八项规定”与高管薪酬——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16年A股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政府控制力与政策干预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没有有效降低"国有混企"高管货币薪酬总额,而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并没有削弱政策干预的实效,反而将进一步降低"国有混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其效果对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更为显著;此外,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力的减弱将会增强"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和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区别干预,从根本上防止高管奢靡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