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基于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性显著增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也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销售存在中介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了公司销售业绩,促使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而分析师关注存在掩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分析师关注,导致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减少,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降低。此外,在产权性质、市场制度环境不同的公司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存在异质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非公司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在驱动因素,该信息披露决策只是公司在销售业绩下滑时的相机决策。因此,监管部门制定可以从本质上促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才是长久之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行为

环境污染的公共品属性和产品剩余价值创造的激励特征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消极性和迎合性,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性的核心要素。选取2016—2019年中国五大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角度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行为有明显的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环境行为;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的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民营企业环境行为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高管海外背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随着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对社会影响的扩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的核心推动力。以我国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动因为起点,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低法制环境水平下更加显著;而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高法制环境水平下,高管海外背景难以发挥促进作用。文章将丰富高管海外背景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企业如何构建高管团队和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经营风险、产权性质与中国企业储蓄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证据

近年来企业储蓄率持续增高已成全球趋势,但中国企业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大型微观数据库,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企业经营风险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其对企业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经营风险对企业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进一步从产权角度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对经营风险的变动更敏感,在经营风险增大时,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提高储蓄率水平。考虑企业规模差异后,本文发现,中小企业对经营风险的变动更敏感,在经营风险增大时,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显著提高储蓄率。本文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企业的储蓄率问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生存与出口转内销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失败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幅度更大。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     

组织冗余、产权性质差异与企业过度投资

考察组织冗余的成因、分类及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差异的视角进行进一步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越多,管理层发生过度投资的可能性越大;（2）企业的沉淀冗余资源与管理层的过度投资无显著相关性;（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非沉淀冗余资源越多,管理层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4）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沉淀性冗余资源越多,管理层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产权性质、产业政策与企业杠杆风险

为分析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问题的制度原因,将企业负债率分解为债务负担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进而利用矩阵分析法从这两个维度对企业杠杆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以五年规划为切入点,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杠杆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债务负担更重,经营效率更低,从而杠杆风险也相对更高。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主要是产业政策导致企业过度负债进而引致过度投资,加剧了企业杠杆风险。进一步,产业政策对杠杆风险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国国有企业杠杆居高不下、债务风险日渐凸显,而去杠杆政策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杠杆风险有所降低。     

外部性、产权理论与企业的性质

企业组织的解释是产权理论的重要应用之一,而企业产权理论就是从产权关系角度去阐释企业的性质即企业产生的原因、企业的边界以及企业的内部权利结构等问题.本文试图构建并评述企业产权理论分析的一般框架,它以外部性问题为逻辑起点,以产权理论为主线,以企业内部产权优化配置为逻辑归宿.从逻辑起点到逻辑归宿,结论充分验证了科斯定理的核心思想,即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产权以及产权的配置至关重要.     

产权性质、定向增发与公司业绩

定向增发自推出后,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最主要的股权再融资方式。从不同产权性质考察上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的意愿以及定向增发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在当前国企改革不断推向前进、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1—2014年完成定向增发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结果发现,相比于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更有意愿进行定向增发;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的业绩都比国有上市公司好。这说明民营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资本配置效率更高,更有动机通过定向增发来改善公司业绩。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区域人口迁移

基于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地区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地区的外来人口流入,且主要是基于工作原因而迁移;第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所带来的影响存在地区分配效应,对省际迁移的影响大于省内迁移;第三,机制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促进就业增长和提高工资推动了区域人口迁移;第四,在拓展分析部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提高了城市生产率,人口流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债务结构、产权性质与公司成长性

文章以2012-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债务水平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结构三个维度探究了债务结构、产权性质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中,债务水平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结构与公司成长性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适当提高债务融资总额、长期债务、银行借款和公司债券有助于促进公司的不断成长.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后发现,债务结构的三个维度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债务水平结构和债务来源结构对国有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显著,而债务结构的三个维度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程度较大且非常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上市公司从不同角度调整优化债务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产权性质

本文以2002-2012年期间进行股权再融资（包括配股和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SEO公司的盈余管理以及不同产权性质SE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SEO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分组样本考察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高于国有上市公司;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2002-2012年期间的研究样本,还是新准则实施后的研究样本,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都更高.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股权再融资与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视角,验证了公司产权性质会影响公司行为特征.     

CEO 权力、产权性质与创新绩效

以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 CEO 权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产权性质对创新绩效———CEO 权力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权性质会显著影响创新绩效与 CEO 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非国有企业 CEO 综合权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持有本企业股权、具有较高学历水平、任期较长以及兼任董事长的 CEO 能带来更好的创新绩效。国有企业 CEO 综合权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较弱,但较小的董事会规模以及 CEO 持股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     

产权性质、控股股东与企业自主创新

为研究产权性质、控股股东与企业自主创新三者的关系,以资源基础、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运用泊松、负二项、Zip和Zinb等四个模型,对2006-2015年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投入之间呈U型动态关系,具有激励与侵占双重效应,而在创新活动产出方面,上市企业控股股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影响主要表现为侵占效应,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这种掠夺效应会更显著,进而导致创新效率下降;(2)不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均表现出侵占效应,然而与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对技术创新活动更具抑制效应.显然,非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出有促进作用.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企业投资

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货币政策承担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重责任,但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放大效应抑制企业投资水平;国有企业虽具有信贷资源优势,但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和风险意识,更易受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向实体投资的转化。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前瞻性引导,避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摩擦放大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避免资金脱实向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