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国际法规制研究

致命性自主武器（LAWS）的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的部署，LAWS的国际法属性应为武器装备。国际法治的基本原理为主权国家通过国际法渊源进行治理。国际法针对军事问题已形成“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两个规范体系。LAWS从个体人权、和平权和人类军事主权三个维度对国际法造成冲击。基于国际法规制的原理和国际法框架进行分析，全面禁止LAWS的国际法倡议难以实现且理由不充分。相比之下，完善LAWS国际法规制框架切实可行：第一部分，基于现有国际法，人工智能不得部署于非法武器，部署于合法武器时应完善审查机制。第二部分，各国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和宪法限制原因，就特定问题达成新条约，即就核武器的智能化升级达成再平衡协议；禁止将完全自主的人工智能部署于武装力量终极指挥系统。     

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谈检察工作一体化的新机制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检察业务的决策模式以及调整了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内设机构负责人、主任检察官在权力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为检察工作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产生诸如检察官责任自负与横向协作、自主决定与请示报告和各自主办与融为一体的新矛盾等,影响组织领导的一体性、检察职权之间的一体性和职权行使的一体性,有碍"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和内部整合"。有必要建立随机督查机制、主任检察官互评机制、横向协作责任追究机制和法律适用一致机制保障检察工作一体化。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科学化与行政效能的提升

健全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用制度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提高行政效能的一条有效途径。为此,应通过促进决策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加快科学决策的立法进程,完善行政决策体制等,来保证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性、正确性,确保行政效能的提升。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对策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构建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判定标准不统一、决策者规避法律风险、终身追诉与诉讼时效不衔接、追究程序启动标准模糊和追诉对象不明等问题。为更好地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应当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平衡鼓励探索和规制决策权;化解诉讼时效冲突,实行终身追诉;明晰责任追究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引入行政连带责任,明确追责对象。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类型化认定研究

由于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缺失,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由此造成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困局。在构建与完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过程中,必须注重责任追究认定实践中典型问题的化解。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重心放在集体决策、上级干预决策、经听证决策以及党政联合决策失误的责任对象认定上,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杜绝上级不正当干预决策,强化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的责任承担,健全党内责任追究制度。唯有如此,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才可能准确到位,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才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构建逻辑

国际法确立了有关跨境环评的程序性义务，但由各国参照“国际软法”来执行实体性标准。《海洋法公约》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ABNJ）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新协定环评条款的制定仍应坚持这种基于程序主义的软法规制模式；在国际法框架下开展针对ABNJ的环评，应由国内法主导国际法规范的具体实施，且国家享有自主决策权。这种“国家主导、国家自主决策”的跨界主义方法，可扩展为国内法基于“影响导向”的域外适用；鉴于区域性海洋环评规则与全球性机制的互动关系，中国可积极推动ABNJ环评规则的渐进式发展，并逐步将环评嵌入周边区域性海洋谈判之中。     

人道干涉与无因管理之比较

尽管在国际实践中有大量人道干涉的事例,但国际社会关于人道干涉仍然存在争议.由于国际法很多原则和规则都来源于国内法,往往在制度和价值权衡上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而国际法上的人道干涉与国内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十分相似,无因管理制度却在国内法中得到了普遍接受.     

关于追究日本生化战战争责任的思考

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在东京审判中免除了日本生化战罪责,但从法律形式上看,日本的生化战战争责任无法免除。90年代以来,人们从捍卫人权的角度对日本生化战争犯罪的追究和诉讼,从法理上其实是基于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中“对人道的犯罪”的原理。生化战伤害不是一般的战争伤害:一是它的极端反人道性,二是它的严重违背国际公约性,三是它的战后长期遗害性。战后赔偿诉讼的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诉讼的结果上,而重要的是表现在其过程中,它的确切中了日本战争责任的要害。     

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实践

我国关于行政决策责任的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已将责任追究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相关制度建设引领着责任追究体系的未来方向。但是,这一系列制度因为连带责任制度的缺失而显示出明显的不完整性,离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追究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从中国行政决策责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出发,为防止决策责任追究走过场,需要重点建设完善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     

试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权力制约中的作用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一种内部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无论是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中 ,都起着其他机制无法取代的作用。为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实践中更加具有成效 ,该责任制在民主评议方面 ,在追究腐败产生的责任方面 ,以及在追究“一把手”责任等方面 ,还需不断改进和完善。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基本程序构建问题研究

程序问题是当代法治的核心问题。基于缺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现实,中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这一格局在实践中遭遇执行不力的困局。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律程序规定方面以及具体程序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从线索启动、立项调查、决定执行、涉罪移送、权利救济等方面尽快予以完善,保证以最佳的效能实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基本目标。     

中国、国际法与发展中国家

逐步迈入现代化强国阵营的中国,必须摆脱“国际法发展中国家”的状态,进而致力于建构“发展中国家国际法”。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认可法律、倡导法律、遵守法律的内容,不过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要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所以要在历史视野中明确判断法治中国的意义,在世界视野中确立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在知识视野中构建自主国际法理论与知识的核心地位。塑造“发展中国家国际法”,需要将既有经验与现实工作密切联结,明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联合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凝聚国际法共识,并在适当的国际平台代表发展中国家阐述国际法立场。“发展中国家国际法”的基本思想需要借鉴“第三世界国际法路径”既有的妥当方法和深刻洞见,同时有所拓展和更新,从更具建设性的维度推进国际法的迭代升级。     

我国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外资非正常撤离现象时有发生,给中国相关利益方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外资非正常撤离行为是一种严重违背我国法律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上的机制和措施才能落实。但是,目前我国国内法制对此类违法行为的规制不十分完善,国际方面的责任追究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阐析与优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最为重要的核心主体,这既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题中之义,也是党的执政的内在要求,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关制度规定以及如火如荼的实践中,已经从追责的主体、对象、内容(事由)、途径(方式)等方面对新时代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体系进行了初步定位,但目前仍存在着“同体问责”的固有局限、党政责任界定模糊、党内问责制度相对欠缺、党对合作追责机制协调不够等实践困顿。加强和优化新时代党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履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责任界限适当明确、多种责任同样追究、多元主体合作追责和生态责任优先追究原则,不断完善异体追责以增强追责动力与效力,健全追责制度以促进追责公平与效率,提升追责能力以优化追责功能与效益。     

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美国的经验及启示

危机的恢复与重建是危机管理过程的重要阶段,是实现转“危”为“机”的关键环节.美国在多年的危机管理实践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恢复与重建机制.借鉴美国的经验,我们应该做好危机的总结和研究工作,做好社会心理的救治工作,建立和完善国家援助机制,建立规范的责任追究机制.     

二战中日本军部进行化学战的罪责

化学武器是国际法明文禁止的违背人道的大规模杀人武器 ,而日本军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就着手研制这种武器了。日本军部不仅在国内设置研制化学武器的机构 ,而且在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建立化学武器的基地 ,目的是便于对中国和前苏联进行化学战和用中国活人进行试验。在中国战场上 ,日本军部部署、命令、督促和教育日军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 ,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化学战 ,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     

对区域组织使用武力进行监督与控制的制度构建

现行国际法及联合国现行的组织结构在监督、控制区域组织使用武力方面存在缺陷,为防止区域组织非法使用武力造成危害,应从法律和结构两方面完善联合国对区域组织使用武力的监督和控制机制。法律上,明确区域组织使用武力的条件,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组织结构上,加快联合国相关改革,合理扩大安理会并尽快建立联合国军以保障法律的实施。     

"双碳"目标及其实施的国际法解读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做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巴黎协定》是这一承诺的基础。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双碳”目标的提出既是基于国际条约的法律行为,也是国际法上一国的单方面行为。关于该目标的具体内容、措施及其实施,《巴黎协定》并未过多干预,主要是由国家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提出,并且主要依靠国内的努力来实现。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人权法及其实施机制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及其实施机制有类似的性质和特点,可以通过两者的比较获得启示,即要在尊重各国的自主性、创造性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各国国内的努力实现“双碳”目标。     

“铁案”不“铁”：刑事错案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发布了一系列防治刑事错案的规范性文件,但是错案的认定标准和责任追究在司法实践中依旧面临诸多内部、外部障碍。错案成为许多一线办案人员的“首位压力源”。我国应当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通过立法进一步确认错案的范围,同时规范不应当追究裁判者法律责任的错案。在错案认定与责任追究机构的设置上,可以分两级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建立专门、统一的司法惩戒委员会。同时改变传统的“单线、平面追责与剥权模式”,建构“立体、动态纠正与救济模式”：合理区分党政干部干预责任与办案人员裁判责任;合理借鉴两大法系法官弹劾与惩戒制度中的程序参与、实质责任等经验;针对有心理危机的办案人员进行心理疏导与矫治。     

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认定

现行法律对于行政决策责任的规定最大缺陷在于没有准确界定行政决策失误之机关集体责任和区分机关集体责任与领导个人责任,从而导致在＂集体决策＂名义下无法真正追究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或是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为立论基础,论证了构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的必要性、认定标准及主体的确定等基本问题,寻找集体决策责任主体,从而真正实现行政决策责任,推动我国正在进行的责任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