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传播中的变异研究

汉字曾是东亚地区的国际通用文字,先后有十几个民族借源汉字创造了本民族文字。汉字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适应、调整,造成了各种变异现象。其中不但有官方的、宗教的,也有民间的;不但有借用,也有变体、改制;还有的由表意变成了表音。不仅有记录汉语的汉字,也有记录日本语、朝鲜语、越南语、苗语、壮语等非汉语的汉字或准汉字,形成了一文多语的汉字系文字大家族体系。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功能变异、形符变异、体制变异,大致经历了这样几种形态：汉字汉文（照搬）———汉字某（民族）文（假借）———某族汉字（转注仿制）———改创民族文字（变异）———新“书同文”和大字符集建设。考察研究汉字在外部传播的规律,有助于研究汉字本体的标记功能和结构体制,以及汉字的历史作用和传播文明的文化功能     

东巴文双声符现象初探

汉字中存在双声符,东巴文也有类似现象。东巴文双声符有表示多音节词中的部分音节和表示单音节语素两种形式。双声符音符在用字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理据。从双声符的形成途径看,有假借符号上附加音符、双声符形声字的意符脱落和假借注音式形声字三种情况。随着文字系统的发展,双声符会朝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凝固为一个字,二是其中一个音符脱落。由于所发现的双声符均为东巴文发展下游鲁甸经书用字,其形成的原因是使表音表义更加明确和东巴求新奇故意改造记录形式,说明东巴文双声符是文字意音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研究对汉字等意音文字同类现象的深入研究也具有参考意义。     

日本皇名、年号用字中的汉字文化表现

汉字与汉文化相伴而行传到国外，日本吸收，借鉴了汉文化，同时也借用了汉字这种文字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又与日本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带上了日本特色，天皇的名字从本土的日式名转为重视汉字意义的双字名；年号的用字也从浅层次记事而转向深层次寓意，而且一定要源自中国文献典籍，天皇名与年号的用字变化正反映出汉字与日本文化的综合过程。     

现代形声字的表音功能

形声字的表音功能测定值是说明汉字的一个基本数据.周有光先生曾对汉字的表音功能作过测定,但是,他所采用的方法大可商榷.其一,汉字的表音功能是通过字形结构体现出来的.汉字只有形声字有声符,因此,测查汉字的表音功能,只能以形声字为对象.把象形、指事、会意字都拉入测查范围,在理论上会造成混乱,在实践上没有意义.其二,周先生“把汉字部首以外的半边一概视作声旁”,混淆了部首和形符两个概念.部首是字词典中作为查字依据的部分,而形符则是形声字中的表义符号,两个概念的外延是交叉的,不是重合的.周先生这样     

《通用规范汉字表》简评简

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具有时代性、规范性和实用性。它将部分异体字调整为规范字,体现了尊重语言事实、尊重约定俗成的规范原则;坚持易学易记的“繁体字偏旁类推简化”原则,坚持汉字简化方向,不使文化教育领域和社会用字产生波动,尤其值得赞赏。当然,一二级字表中删去了的一些原通用字似还有保留的必要;总体面貌生僻的三级字表与《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名称有点不符,字表名称似仍可再斟酌。     

论现代汉字及汉字教育

近些年来 ,有些学者主张将“五四”以后的汉字离析出来 ,称之为“现代汉字” ,并以它们为研究对象建立现代汉字学。从汉字发展演变和纯文字学的角度来看 ,“五四”前后的汉字并无质的不同 ,将“五四”以后的汉字单独离析出来 ,称之为“现代汉字” ,理由不够充分 ;而作为“现代汉字学”研究对象的“现代汉字” ,应该包括汉字楷书全部发展阶段中的所有楷书字形 ,这也是现代汉字教育的重要任务     

汉诗英译中"疑"符号的文化信息解读与传递

古诗词以既精炼简洁又含蓄的诗句表达人的感情 ,“疑”是古诗词中常见的一个语符 ,不仅承载着共性的“怀疑”的文化意义 ,而且承载着一分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模糊的主观感受。而译者对“疑”语符的处理 ,必然会表现出译文中不同主体对诗中“疑”客体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既模糊而又朦胧的意义的多元性解读和主观多元特质展现。     

《油菜花开》篇章意义的语符学探析

《油菜花开》的“油菜花”作为初始语符在篇章中被赋予了多重意指。将语篇看做一个封闭系统,系统分析这一语符,提取与之相关的要索并揭示其关系,这种语符学分析方法有助于通过文本叙事话语把握作者意指,揭示小说的篇章意义系统。     

论敦煌碑铭简化字的使用

汉字简化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现代简化字即现行汉字,有许多都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历史上的简体字。敦煌碑铭写本中使用的文字简体较多,是对现行汉字追本溯源的第一手用字材料。这些简化字很好地记录和保存了汉字在这一时期简化过程中的具体状态,其中的半繁半简过渡字体尤为值得注意,这些字体多不见于字书,仅见于这些碑铭抄本,如“贤”“闢”“（门俞）”“与”等。通过研究敦煌碑铭中的简化字,可以探知当时的实际用字情况,更好地了解汉字的发展演变轨迹。     

简帛文献用字研究

简帛文献用字的研究对于汉字发展史和汉字理论的研究、简帛文献的释读整理、工具书的编撰等具有重要意义.简帛文献用字主要表现为字形与表义功能的关系问题,就现有认识,大致可分为异写字、异构字、据音借用字、同源通用字、同形字和形近混用字六个方面.     

城市形象设计中的汉字文化因素探析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其发展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具有独特的视觉符号魅力。整合汉字所传承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审美心理、人文精神等汉字文化特征,将汉字的文化特征与城市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立象”与“尽意”的角度探讨汉字文化与城市形象建设和城市文化的关系,通过对汉字文化的深层意蕴的挖掘,可以开拓现代城市形象设计的新思路和新形式。     

日本人名用汉字数量变迁

日本的常用汉字数量在二战之后受到限制,1951规定人名用字除常用汉字外,还可以使用92字。常用汉字数量比较稳定,而人名用字却经过数次调整。1981年前为稳定期,之后为多变期。而多变期又由微调逐步到大规模调整。2004年,《人名用汉字别表》更名为《汉字表》,扩大为983字。现代技术对汉字使用影响很大,人名用汉字又有浓厚的汉字文化特征,日本国家汉字使用政策变得更为宽容。人名用字数量和字体都需要慎重对待,读音也需要进一步规范。     

《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音形比注研究（三）

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015个,分为三级),这是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满足当今社会各领域用字需要的重要汉字规范,是建国50多年来汉字规范的总结、继承和提升。《通用规范汉字表》收一级字3500个,主要是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等基本用字需要。为了满足人们用字需要,笔者将3500个一级字字音、笔画、古今造构字类型进行了标注。     

《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音形比注研究(四)

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015个,分为三级),这是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满足当今社会各领域用字需要的重要汉字规范,是建国50多年来汉字规范的总结、继承和提升。《通用规范汉字表》收一级字3500个,主要是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等基本用字需要。为了满足人们用字需要,笔者将3500个一级字字音、笔画、古今造构字类型进行了标注。     

《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音形比注研究(二)

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015个,分为三级),这是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满足当今社会各领域用字需要的重要汉字规范,是建国50多年来汉字规范的总结、继承和提升。《通用规范汉字表》收一级字3500个,主要是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等基本用字需要。为了满足人们用字需要,笔者将3500个一级字字音、笔画、古今造构字类型进行了标注。     

论形符

形符是形声结构二要素之一,研究形符是认识形声结构性质和特点的关键。形符与声符在一个有机统一体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二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将它们分开论述,仅仅是为了探讨问题的方便,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始终是通过形声结构这个整体去观察、分析的。古汉字形声结构,正处于一个发展完善的阶段,通过对这一阶段形符的特点及其与字义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过去将形符的作用说成是“表意”的,或表“类属意义”的是不准确的,形符的主要作用应当是“区分”和“标示”,它只是一种与字义相关     

试析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在翻译理论中的作用

用社会符号学的观点来指导文化翻译,是翻译理论上的一大突破因为翻译本身是一种由一语符向另一语符转换的过程,不同的语符系统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将源语中独特的语符准确地转换为能为本族文化共同承载的语符系统,是译学界始终关注的焦点.     

试论汉字的超语言交际功能

本文对汉字的形意及其超语言交际功能作了归纳和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对汉字的符号性重新认识，认为汉字不仅具有汉语符号的性质，更主要地体现了汉民族思想符号的特征。对汉字为什么一直停留表意阶段，也从文化角度进行了讨论，认为汉字对汉民族文化有强烈的吸附作用。对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特征作了求异思考。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语篇衔接研究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系统是语言的基本范畴。人际纯理功能、概念纯理功能和语篇纯理功能是语法构建的不同意义模式,实现语言意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为语篇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语篇分析把篇章和语言系统联系起来。语篇衔接是语篇研究的核心,其能动性使受话者在语境中（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更能清楚地认知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从而使人们达到言语交际的目的。     

崇古、趋俗和语文政策的调整

文章将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用字不规范现象概括为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崇古和趋俗。通过考察汉字发展和使用的历史进程,认为“崇古”和“趋俗”是与汉字发展和使用始终相伴随的一对矛盾,并从汉字体系的相对稳定和缓慢发展、汉字的研究和教学、汉字基本功用的发挥等方面,揭示了这对矛盾长期存在的深刻的内在原因,以及它的起伏隐现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密切关系,沟通了当前社会用字与汉字发展的历史联系。文章主张调整和完善我国现阶段的语文政策,进一步明确汉字规范的国家标准,丰富语文政策的科学性内涵和增强语文政策的自我调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