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藤“三北”系列小说创作范式与新东北美学意蕴

作家老藤的《北地》《北爱》《北障》是以东北为创作背景的三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随着东北文艺复兴的提出,老藤作品愈加引起学界的关注。他的“三北”系列小说将现实映入文本,揭示了个体在时代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老藤也为读者再现了东北的发展历史,他的小说是对东北当代社会现实的观照,是东北现实主义创作之典范。老藤的小说通过地缘美学密码为山林文化立传,具有独特的东北地域美学色彩。     

归去来兮的“魂魄书”——读老藤长篇小说《北地》

老藤的小说创作始终潜隐着鲜明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他坚定不移地在东北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想象建构自己的小说美学,长篇小说《北地》既是常克勋个人的命运之书,亦召唤出一代人的理想和精神认同。老藤在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的叠合光影中呈现出常克勋悲喜的生命历程,常克勋于念兹在兹的北地中找寻着自己存在的证词,同时又以生动的寓言化方式进行直抵心灵深处的忏悔。《北地》彰显着老藤复兴东北文化的初心和使命,是新文学革命时代中小说写作的典范之作。     

北方依旧崇高——论老藤《北地》《北障》《北爱》的美学风貌

作为新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老藤展现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风貌。当下大多数东北作家更倾向于以一种现代主义的技巧和情感去处理文本,老藤却选择以一种阳刚崇高的美学原则去建构文本中的北地。因此,探讨老藤这种美学原则的生成,对北地空间的塑造,及对当下东北文学构建的意义显得非常重要。     

历代东北史丛书的开篇之作

辽宁省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规划项目《历代东北史丛书》的龙头著作──《秦汉东北史》近期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秦汉东北史》是一部内容翔实、考述双兼的东北断代史。全书分十章三十六节，是以“汉承燕秦对东北的早期经略”、“汉武帝时期东北建置的确立和边域的开发”、“汉代东北的自然经济与区域文化”、“两汉交替之际东北民族关系和建置形势的变迁”、“东汉时期的东北郡国设置及民族关系”、“汉代的东北交通与四邻”、“燕秦汉时代的东北障塞”、“秦汉时期的东北少数民族”、“东北地区战国、汉城的考古发现”、“汉末公…     

“北地都尉印”综考

司马迁的《史记》所建立的纪传体“正史”的基本模式,呈现为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传述体裁和正传、附传、专载、附见四种记载方式的交叉系列,井然有序.“北地都尉卬”则是其中的特例,他多次见于他人的纪传之中,却又不同于一般的附见人物,他是以自己独特的业绩被当作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而被引入他人纪传的,可以称为“座标人物”.“座标人物” 的丰富的内涵和有限的记载的矛盾,形成了史书中的死结和相关研究上的盲点.本文对散见于《史记》《汉书》的关于“北地都尉卬”及其后人的史料试加考辨补缀,希望为治文史者提供一点方法和资料上的助力.     

《墨子》中的“久”、“宇”

<正> “久”、“宇”是《墨子》中对时间和空间的称谓。何谓“久”?《经上》曰:“久,弥异时。”《经说上》曰:“久,合古今旦莫(暮)。”何谓“宇”?《经上》曰:“宇,弥异所。”《经说上》曰:“宇,蒙东西南北。”这是墨经对时间和空间下的定义。意思是:时间就是各具体时间的总和,包括古往今来,昼夜晨昏。空间     

小说地图视角下的“南袁北纪”

清代有“南袁北纪”⁽(1))之称,袁枚和纪昀洵为文坛巨擘,亦皆为文言小说大家。若立足两人文言小说集代表作《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以小说地图的视角观之,多有可比对映照之处。就小说作品的主要地域分布而言,前者以江南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南而北”的趋势;后者以直隶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北而南”的趋势;就南北空间景观的重点意象而言,则有市井与庙堂之别;就物产与民俗地理的南北特色而言,则有南方山林与北地原野之别;就南北主要人物群像的塑造而言,前者多写江南客商,后者关注北方循吏。通过以上的比照探讨,还可见出两书不同的写作策略和叙事笔法,即一为性灵大家,由“戏编”而张扬性灵,一为理学名臣,多考据而说理教化。两位作者虽有强度相若的“地方认同”情感,却有着迥然有别的撰述心态。     

中国“北极市”——根河

在我国的东北边陲,大兴安岭西北坡,北纬50°22′～ 52°30′、东经120°12′～122°55′之间,有一座名为根河的城市。 根河,蒙古语译为“葛根高勒”,为“清澈透明的河”之意,她是我国目前地理位置最北的城市。 根河市南北长约为244.4公里,东西宽约190.8公里,北和东北以大兴安岭主脉为界,与“北极村”漠河隔山相望,东邻鄂伦春     

释“艻”、“棘”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艹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艹力)”。究竟“棘、力、(艹力)、刀、(艹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     

西域“粟特”考

“粟特”一名,首见于《后汉书》,称为“栗弋”。 “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粟特”正式见于《北史》: “粟栗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沙邪。属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北史》的“栗特国”,即《后汉书》的栗弋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叫“(宀卒)利”,是指一特定地区而言。这是由粟弋音译转化来的,其根据是《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     

释“艻”、“棘”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艻”。究竟“棘、力、艻、刀、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字的关系密切,那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上述假设,从而论证其为一个城市命名的不同书写形式(当然还要根据史实,相互验证)。     

“鸡林”并非“吉林”

近日某报载《唐朱诗歌在东北》一文,以《唐书·自居易传》中“鸡林贾人求市其诗集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为据,论说唐诗在东北的影响,此文把鸡林当成了吉林。又我市北山公园印的《话说吉林》的小册子,首篇“吉林的由来”一文,虽未肯定,但也指出新旧唐书的自居易传中的“鸡林”似为吉林。     

据“肯能口述”写成的报道均属伪托

1856年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有关“天京事变”的史料,众说纷纭。有的固可互为参证,有的则大相径庭。由于引用的史料及对其分析不同,结论也迥然各异。过去的论文和著作,很多把布列治门的《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和麦高文的《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作为重要史料来引用,因为这两篇报道,均自称系根据目击“天京事变”的肯能等人“口述”写成。1976年发表的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教授所著《太平天国造反者》一书中,引用了也自称根据“肯能口述”写的雷兹诺《镇江与南京》的史料,更引起一些人的兴趣。这些史料对研究“天京事变”影响极大,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可靠性加以考证。     

“嶲”、“昆明”考

西汉时统称巴蜀境外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体总括了西南夷各部落的概况,在其列述的七个“君长以什数”的(约百十余)部落地区,还有“毋君长,毋常处”的巂、昆明部落。由于语多简略,故对于巂、昆明的情况至今不甚明了,以其方位而言,司马迁仅用了“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等12个字。一般认为同师在今保山一带,楪榆即今大理。依此,则巂、昆明之地西界怒江,北不     

唐代的“流鬼”和“窟说”

在探述唐代东北缘边民族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通典》、《唐会要》、《新唐书》等书所记载的“流鬼”究竟在哪里?根据已故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的说法,“流鬼”就是指今库页岛(苏联“萨哈林岛”)。1971年出版的英国学者斯特瓦氏著《库页岛史》,采用了白鸟库吉的这个论断;我国学者也有主其说的。在我看来,白鸟库吉的这一说法是不可取的。多种史料辨析表明,“流鬼”不应指今库页岛(萨哈林岛),而应该在今     

“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

得益于《大同报》与《新满洲》的长篇小说征文而有所谓“发荣”的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定型于征文所倡导的中心意识及获奖作品的导向意义，其“滋长”之意亦运行在日本及“伪满洲国”所限定的文学轨道上，只有极少数作品与之保持距离，这使得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大多具有浓烈的殖民意味。只有极少数作品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时代症候，令人感到“伪满洲国”众多青年精神上无所依托，时时处于一种令人绝望的孤独与幻灭感中。这一“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使得东北沦陷区的绝大部分长篇小说成为文化伪劣品（甚或剧毒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有极个别作品显示出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这也是由东北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南溪别业”与“少室居止”考

唐芮挺章编《国秀集》收《南溪别业》一诗,署蒋冽,《文苑英华》也作蒋冽。宋周弼《唐三体诗》始署岑参,《全唐诗》并见蒋、岑二人集中。诗云:结宇依青障,开轩对翠畴。树交花两色,溪合水重流。竹径春来扫,兰樽夜不收。逍遥自得意,鼓腹醉中游。 现在先来看“南溪别业”的位置。唐诗中多有“南溪”字,皆泛指所居地南边溪流。此南溪或谓即     

“乌浒”新探

“乌浒”是东汉时越人的别名。民族史学界普遍认为,乌浒人与壮族有渊源关系,但对“乌浒”这一名称的语源却是众论纷云。有说源于酋长之名“无余”的,有的说是“骆越”音转的,也有说得名于楚国方言“于菟”的,各持己见,分歧不一。笔者亦就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大家。 历代史籍对“乌浒”一称,有过不同的记载。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五》认为,乌浒人得名于横州之乌浒山。杨孚《异物志》则说:“乌浒,南蛮之别名”。范晔《后汉书·灵帝纪》“玉林乌浒民相率     

关于“长乐钟”

李商隐《赠孙绮新及第》七言绝句首句:“长乐遥听上苑钟。”清人冯浩笺注曰:“《元和郡县志》:长乐坡在万年县东北一十五里。《长安志》:长乐驿在长乐坡下。”(《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下册,第712页)以“长乐”为长乐坡、长乐驿,恐非是。 按《史记·淮阴侯列传》:“吕后使武士缚信(注:韩信),斩之长乐钟室。”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长乐宫悬钟之室。”《三辅黄图》亦载汉都长安有长乐宫,本秦代之兴乐宫。汉高祖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遂徙居长安。并言钟室在长乐宫中(见《增订汉魏丛书》本《三辅黄图》卷六《杂载》)。 “长乐钟”一典,颇为后世文学家所习用。如陈·徐陵《玉台新咏序》:“厌长乐之疏钟。”唐·     

北宋的“说话”和话本

宋元话本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锁链．它的繁荣期出现在南来至元代．也正因此,学者们以往塞本忽略了对北来的“说话”和话本发展的研究。本文认为,我国的“说话”至北来时代已十分兴盛,并且分为讲史、说三分、五代史、说诨话和小说等科目;同时列举《梁公九谏》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例,对北宋话本作了初步的探讨;作者指出,北宋的“说话”和话本是宋元话本繁荣期前的准备和蓄势,在它走向颠峰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