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满”革命与清末制度变革

清末的制度变革是在＂排满＂革命压力下启动和逐步展开的,虽然清政府顶住＂排满＂革命压力,加快立宪步伐,并以＂大民族＂民族主义思想推动制度变革,但是＂排满＂革命使平＂满汉畛域＂逐渐形成了话语霸权,并进而对立宪改革的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预备立宪＂所进行的制度变革不再是纯粹为促进宪政服务,而更多地成为平衡满汉权力的工具。合法性资源远远不足的满族＂少壮贵族＂在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终滑入＂路径依赖＂的轨道。     

清末吉林“韩边外”诸疑释解

清末韩边外事迹,近年来传播广泛,但不免歧误之处,需予厘清。作为韩边外事业开创者,韩宪宗未曾参加三姓葛成隆举事。同治四、五年间,举事武装扰省城,署吉林将军德英招募私开金矿之韩宪宗率勇入援,继任将军富明阿保奏其六品顶戴,安插务农,并更名韩现琮。光绪三年,将军铭安为韩宪宗更名韩效忠,而非出自办案大臣崇绮,更与吴大澂无关。但不久,韩宪宗因偷开金矿被通缉。六年十月,钦差大臣吴大澂奉命招抚了韩宪宗,并非吴大澂自告奋勇自作主张。韩边外采金群体日益壮大,是清朝封禁废弛、钱贱银荒以及采金极易暴富之结果,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没有关联。韩边外区域虽有一定的自治性质,但从来没有摆脱清朝的实际控制,所谓独立王国,源于日本制造间岛问题以谋我领土之别有用心,当代部分作者未察其实,以致传讹。     

清末海军“借才异域”之探索

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国家频繁海上入侵,促使清政府的海防意识觉醒,海军人才建设思想也随之活跃激荡、创见迭出。清末海军人才建设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其培养模式是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完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借才异域"。然而,在清末海军人才建设的实践中,也暴露了"借才异域"这一方式的缺失与不足。清末海军人才建设的经验对今天我国海军人才建设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启示。     

论腐败在清末新政官场的新演绎

清末新政旨在革弊振衰、挽救行将就木的王朝统治。然而,由于晚清官场的腐败,自救的新政被执政者们演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以新政为名,统治集团内部竭力争权夺利,枢府疆臣大搞权钱交易,地方官绅大肆鱼肉乡里。整个新政时期,腐败的官场演绎出一张张栩栩如生的争利图。     

从“天演”到“进化”——清末民初进化论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进化论观念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以及思想观念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异观”为进化论在中国的生成提供丰饶的思想土壤,严复等维新士人对“evolution”的“天演”式翻译,无疑为后来的日式进化现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同时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播日式进化论观念的重要媒介.通过历史教科书的广泛传播,这种进化观逐渐从中国精美群体传递到普通民众,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与历史的认知,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清末“新政”与近代法学教育

在长达10年的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进行的最广泛深入的一项,它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因素的增长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反映。1906年9月清政府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京师法律学堂,中国近代的专门法学教育开始了新的阶段。本文主要论述了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背景;体制、学制与课程设置;教员与教学内容等。同时论及了清末教育改革中的日本留学简况。     

清末民初新疆中俄“民籍问题”

清末民初,沙俄无视中国主权在新疆地区非法发展中民为俄侨,侵犯了中国政府对其国民享有的国籍管辖 权,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和无视中国法律的侵略行为。由此引起的新疆居民国籍的混乱以及社会的动荡,严重影响了 新疆政局的稳定与中国国家的安全。     

清末民初讽喻联的“言文合一”趋向及意义

清末民初的讽喻性楹联在中国古代讽喻传统的基础上,与白话运动相结合,在音韵、句式、技巧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新变。平仄规则的自由化、句式词汇的白话化、修辞技巧的谐趣化,使得清末民初讽喻联在“形”与“神”双重层面契合了“言文合一”理念,成为“我手写我口”的实践性文体。清末民初讽喻联最直接且最真实地反应了民众的心声,作为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于嬉笑怒骂之中,剖析黑暗惨痛之现实。     

从清末四川自然灾害的危害看环保的重要性

重视环境保护,防止和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性的话题。四川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省区,这其中人为地破坏生态环境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清朝末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创办方式一是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10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乡村进化：从“生产力—空间形态”关系理论看传统乡村人居空间活态再生

传统乡村人居空间形态是由其表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社会结构又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传统乡村人居空间环境的衰败,根本原因是传统农耕时代的生产力发生了变化。“生产力—空间形态”关系理论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推动空间形态改变的必然性。农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必然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及其空间形态的演进,体现了乡村进化的过程。以“生产力—空间形态”关系理论指导传统乡村人居环境活态再生,必然要为传统乡村人居空间形态定义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支撑传统乡村人居空间形态的新的生产力动能,既要体现时代特征,又要以传统文化为内核。应采取有机更新和创新转化,使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交融汇聚,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共赢。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传统乡村人居环境的内生动力不仅来源于乡村本身,而且还来自城乡要素的互动互促,开辟了传统乡村人居发展的多元路径。     

“高发区”如何治理商业贿赂

发电企业作为关系围计民生的的重要领域。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工程项目多，投资规模大．采购环节多。经济业务广，极其容易诱发商业贿赂行为。在部分人眼里．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一些效益很好的发电企业的干部职工，也认为非如此企业不能得到发展，为了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也不得不违心地置身其中．使得此风愈演愈烈。     

“收受型”贿赂犯罪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之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固然具有其时代价值与社会认同感之双重导向,然而在具体落实从严惩戒贿赂犯罪行为的精细化过程时,其略显概括与僵化。因此,唯有在宽严相济原则性刑事政策大背景的指引下,构建新型的"收受型"贿赂犯罪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才是现实之需。此外,准确把握该刑事政策的精髓与要义,要求区分看待索贿行为与收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在"行为因果关系论"对合性理念基础上,实现受贿、行贿行为的互动性诱导作用力的规范化、科学化理解,进而将其运用于贿赂犯罪立法之中。     

从“自然”“无为”思想看张爱玲的创作动机

很多评论者都基于现实的功利角度去认定张爱玲的创作动机,这样的认识未免狭隘。通观张爱玲的一生,从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来看,无论是小说、电影剧本还是散文,张爱玲始终都是秉持自己之然,有为之无为的思想,以理性和智慧的精神来进行创作的。     

从清末民国法科教育变迁看国家主导地位

清末民国时期法科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国家在学校设置、师资、经费等多方面都起到了主导作用。由于清末民国时期法科教育发展急功近利,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国家在法科教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对我国二十一世纪的法科教育有所启示,尤其是民国时期"培养教授高深学术、养成法政专门人才"的理念,为我国大学扩招以后法科教育所处的尴尬境地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     

清末常德自开商埠述论

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不同于条约口岸的另一种口岸类型。清末“新政”期间 ,自开商埠成批出现 ,常德自开商埠即是其中之一。作为内陆自开商埠 ,它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不仅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 ,而且有利于所在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清末民初婚姻家庭的新变化看妇女地位的变迁

清末民初是社会大变革时期 ,婚姻家庭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反映出妇女地位的改善 ,这与男女平等思想、女学兴起、禁缠足、产业革命和妇女参政意识提高等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从几起讼案看清末东北蒙旗局势的变化

蒙旗内部及蒙旗之间屡屡发生争讼案件,是清末东北蒙旗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透过这些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清末东北蒙旗统治腐败、经济困窘、社会动荡的事实;同时,也可以看到俄日侵略渗透和蒙古王公上层离心倾向日益明显的状况。总之,蒙旗作为清王朝安定后方和稳定边疆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     

从汉字构造看“三生万物”思想

一般认为“三生万物”是道家思想,其实,早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汉字构形中早就已隐含“三生万物”的意识。通过对有 关汉字的分析说明汉字产生之初即已有此种概念,这对于了解汉字和哲学史均有裨益。     

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

1910年庚戌起义是清末广东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通览此次起义,虽一起一蹶,不过仅止于三二日,然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应对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一、起义前的政府失策：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二、应对起义时的失误：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起义爆发后警吏之敷衍。三、善后措施之不足：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