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诗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及理论推进

民国初期兴起的"歌谣运动"号召文人到民间乡野采集歌谣,称歌谣是"原始社会的诗""民众的艺术",掀起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在东方民俗学研究以歌谣运动为先声,在西方口头诗学理论对困扰着无数古典学者的荷马问题做出了当代回答,在地球的两端几乎同一时间掀起了重视非精英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人文思潮。随着全球化的普及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口头诗学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数字化转向""多媒体转向""非遗转向"三个转向,这三个方向将引领和推动口头传统未来发展的趋向。     

谶语歌谣的话语建构与传承机制

在中国古代歌谣中,谶语歌谣因其与历史、信仰的复杂互动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既有研究或是站在史学立场上视其为政治史的佐证,或是从文学视角分析其对叙事文学的影响及其文化意味.若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将谶语歌谣还原为一种民间口头讲述,在历史脉络下爬梳其文本形态的层累,则可钩沉其谶示意义权威性、合法性的建立过程,并分析在这种观念信仰之上,人们试图借此理解、阐释甚至建构历史的丰富话语形态.基于口头文化传统的"资源库",谶语歌谣构成古人认知历史的观念框架与交流工具,并由此作为古代歌谣的特殊类型,为当下讨论口传文学与传统知识、信仰与历史的关联提供新的案例与视野.     

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

在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时,论者常常过分关注《新青年》对西方传统的引进,而忽略以中国民俗学探索为基本思路的《歌谣周刊》。以周作人与顾颉刚为首,《歌谣周刊》吸收了赫尔德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影响,从民族传统入手,既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也开辟了西方影响以外的本土新文学资源。经由《歌谣周刊》的探索,周作人与顾颉刚从启蒙与寻根角度分别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理论,而这两种文化向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     

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的口头传统

以往学界对荷马史诗等作品的研究,多立足于书面文学的立场,相对忽视对它本身“口头性”的分析.帕里、洛德师徒长期致力于研究口头文学传统,并创造性地提出“口头程式理论”来理解口头诗歌的构造法则.以此观照中国古典诗歌,发现它与口头传统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中国早期诗歌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重著”现象,正如西方史诗中的“程式”,是诗歌口头传统向书面创作过渡的鲜明遗痕;其次,主题作为一种固定的套语创作方式与观念群,需要从听众那里得到本能的反应与期待,所以起到了导引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作品中关于人物服饰装扮的主题,程式化铺衍的特征异常鲜明,但在中国文学强大的抒情传统中,它却往往被视为一种描绘技巧.若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我们毋宁将其当作一种叙述方式,是对主叙事的补充或辅助.这些重复性、稳定性的程式和主题,大大帮助歌手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快速流畅地叙事,这为中国文学存在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共生景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中西方"城市哀歌"之比较--以《耶利米哀歌》和《哀郢》为例

《哀郢》与《耶利米哀歌》分别是中西方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哀歌”杰作,它们都以成功地抒发了惨痛深沉的“国殇”之哀而著称。然而在深层文化内涵上,二者却分别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传统在处理文化共同体危机时全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表现方式:首先,二者虽然抒发的是类似的公共性情感,却采用了不同的抒情视角和文学表现手法;其次,二者对国殇之祸的反思体现出中西两种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念上的迥异;最后,二者也为各自民族的后世文化传统暗示出战胜苦难、延续文明的希望之途。     

“诗可以怨”:社会转型前后的平民话语与政治期待——从民谣传播特征看中国当代民谣的平民立场与诗学价值

歌谣是我国平民文化的重要载体,尤其是民间歌谣,更具有形式活泼、内涵丰富和感染力深厚的特点,其以独特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意愿。当代民谣是社会转型时期平民百姓对世风人心的变化,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民间评价与政治表达。与传统民歌民谣相比,当代民谣所蕴含的审美的诗体形式、通俗鲜活的大众话语、干预现实的政治期待都显得比较成熟、完美,值得当代人文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西方比较文化研究史的两大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

只要我们对西方的比较文化研究作一番历史的巡礼,就会发现有两大传统明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种是源于古罗马的“中国文化赞美论”的传统,另一种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东方文化否定论”而衍生的“中国文化否定论”的传统。二者在悠久的岁月中呈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对立态势。进而,只要我们对这两大传统的对立作一点稍微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这种对立在相当     

关于文化之特征、目的和价值的证伪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持“西方信仰”观者对它们没有加以区别,因而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代替其他文化的观点。但是,文化的特征不是“创造”,而是“保留”、“传承”;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人不断自我解放”,而是利弊多向性、多重的;文化的价值也不是西方直线进化论所说的单线进化论价值,而是复线的相对价值。在中国,“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取向,用物质文明偷换文化的概念,这是不可取的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持“西方信仰”观者对它们没有加以区别,因而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代替其他文化的观点。但是,文化的特征不是“创造”,而是“保留”、“传承”;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人不断自我解放”,而是利弊多向性、多重的;文化的价值也不是西方直线进化论所说的单线进化论价值,而是复线的相对价值。在中国,“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取向,用物质文明偷换文化的概念,这是不可取的     

走向融合的中西方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体系和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前者主张通过教育来改造人的思想,即“德治”;而后者则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强调通过制约来遏制人的私心杂念,即“法治”。然而,中西方人们都应当看到“法治”的重要性和“德治”的有效性。走向融合,才是实现各自管理效用最大化的必然选择,也才是两种文化得以健康发展的历史必然。     

关于民谣的社会评价论思考

关于民谣的社会评价论思考陈新汉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民谣是民间的天籁，因此人们往往从民间艺术的角度研究之；民谣更是群众社会评价活动的形式，因此更需要从社会评价论的角度研究它。一、谣和民谣在中国语言上，＂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民间流行的歌，如童谣、歌谣...     

当代民谣的文化认同与传播效应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当代民谣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现象作了文学性和舆论性的回应,校园民谣就是其中一种。校园歌谣主要指在大学、中学校园私下流传的对校园生活、社会现象进行讽刺批判甚至批评的歌谣。它通过课桌、墙壁、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传播,虽然蕴含了许多文化韵味,但也包含了一些负面内容,这应当引起人文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研究。     

现代社会下的国学迷思——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呜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国学争鸣反映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体认。近期国学争鸣的主题是：国学学科、王权主义、儒家思想、传统文化与民主。发生背景是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世人日益关注“天下亡”、“人类亡”两类问题。争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亟须注意之处。选取“历史上的学术争鸣”、“思想之弊抑或制度之弊”、“西方文化与西方话语权”、“权利与美德——社群主义视角”四个视角可以检讨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学术争鸣。     

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从绘画到银幕:中西古典绘画与电影影像关系探析

绘画与电影之间所存在的深刻关联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已成为共识。中西方古典绘画在美学观念和表现手法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西方古典绘画一直专注于写实传统,这种传统成为西方古典绘画与电影的契合点,因此可以说电影与西方古典绘画是相通的。中国传统绘画长期以来形成了写意的传统,这种传统造成了中国古典绘画与电影本体的抵牾。但中国电影创作者在不断的挖掘和探索中,采用镜语转换、空间转换、意境表现等多种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古典绘画在中国电影中的转换,创造出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电影视觉风格。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始终处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五四以还,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文化探索,文化激进主义者面向西方,主要引进西方文化,另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向儒学回归,形成现代“新儒家”。一般说来,西方文化主要有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亦即希伯莱文化)两个传统,尽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现代作家)主要偏重于古希腊文化源流的“实利”、“科学”、“民主”、“法治”,但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传统也被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作家所分析、强调和部分地吸收,它影响了作家的情感深度、     

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第一部曲

<正>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见解,似乎认定“五四”文学革命所建构起的现代文学大厦是“全盘西化”的产物,是完全从西方文学系统中移植过来的;它是在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断层。这种看法既不符合“五四”文学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逻辑。虽然“五四”文学革命中诞生的现代文学是以西方近现代文学作为借鉴和参照,但它并没有斩断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也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交汇冲撞的背景下由传统文学转换出的新型文学,而这个转换则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黄遵宪与中西文化论争

中西文化撞击的起点是上个世纪中叶,由于两种文化体系的巨大差异,加上近代以来文化问题与探求民族出路紧密地相联系,因而百余年来围绕中西文化长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本性的分歧是三种意见: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毫无可取之处,应该“全盘西化”;二,认为传统文化依然十分精妙,主张“保存国粹”;三,认为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东西值得发扬,同时主张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文化,并达到二者的融合。从实践上说,对西方文化     

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

“五四”和新儒家代表了以西学消化中学和以中学消化西学的两种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模式长短互见、功能互补。“五四”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却泯灭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潜能;新儒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为传统文化的不足辩护。“五四”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长河,造就了中国文化范式的革命,新儒家开启了一条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大流,以扬中国文化之所长。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也许这就是建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     

“境界说”与中西文化和美学

历年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阐释中,存在着两种简单化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把它单纯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意识的延续,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集大成和古典意境理论的终结。另一种倾向则是把它主要看作是西方文化影响,特别是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前一种倾向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主导倾向,后一种倾向则在近几年中日见突出。本文认     

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