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悲为美的审美情趣——日本文学理念“物哀”试析

“物哀”是日本文学重要的理念之一。文章先溯其源，简要地阐述了“物哀”理念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分析了“物哀“的成因及主要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物哀“在现代文学中的表现及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影响等问题，以期达到提高日本文学的欣赏水平、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之目的。     

日本古典文艺理论中的“物之哀”浅论

日本古典文艺理论中的“物之哀”理解与翻译以及实际表现 ,在以往乃至于目前的日本学研究界都是议论纷争的热门话题 ,对此笔者作出了相对应的思考与批评。在对“物之哀”的理解方面 ,参照我国古典《文心雕龙》的理论 ,认为“物”乃是客观之存在 ,“哀”则是对于客观存在表现出来的主观反映 ,综合言之即是一种对人生的深深感动 ;在对“物之哀”的翻译方面 ,认为应该将其翻译为“感物兴情” ,因为“物之哀”的“哀”即是表现了诸多的情感成分 ;在论述“物之哀”的表现方面 ,主要参考了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文句 ,分析了不同场合或的不同议法     

《雪国》中的“物哀”

“物哀”这一审美意识已经渗入到日本人的感情世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文章以川端康成的《雪国》为研究对象,从中看川端康成对“物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进而探究“物哀”在日本民族各个方面的表现,同时也分析“物哀”意识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影响.     

康德“自在之物”简析

康德“自在之物”既是指独立于意识之外，作为感性来源的客观存在，亦指作为理性的的思维存在;“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这种不可认识是康德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而形成的，但是不能将其一概而论地斥责为不可知论;“自在之物”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为我之物”

“为我之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对它的理解在学术界并不一致。多数研究者认为,“为我之物就是被认识了的自在之物”,“‘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相对而言,指被认识了的事物”,或者是“被我们所认识了的东西”。我认为,这些理解都是片面的。也有的理解比较正确,可惜没有做出透彻的阐述。因此,深入地研究“为我之物”概念,给以确切的界说,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很重要的。     

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

中、日两国文学都被视为“重表现”的抒情文学。中、日两国的文论都认为文学家所抒之情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因此,“感物”理论在两国文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的抒情与中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关,日本文论中的“感物”理论也是在中国文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文学毕竟是日本文学,日本文论也毕竟是日本文论,日本民族在受到中国文学、文论强烈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对它的吸收、改造而形成     

苏轼的“因物赋形”论

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母题性质的文学意象，苏轼对这一意象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他的“因物赋形”说。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释，他的“因物赋形”是以“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作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刚中，，的一面来说，主张顺性适意的自然之道；从“柔外”的角度来看，则主张在顺性适意前提下的不变之变，两方面结合才是苏轼的“因物赋形”说的全部意义。     

论庄子“乘物以游心”的精神意蕴

《庄子·人间世》中所提及的“乘物以游心”内涵丰富，充分反映了庄子哲学所蕴含的人生智慧。“游心”以“乘物”为基础和前提，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乘物”包含多层结构，分别是乘自然层面之物、乘躯体层面之物、乘社会层面之物、乘观念层面之物。“游心”可从三重维度加以理解，分别是齐万物、明生死、吾丧我。“乘物以游心”是以道心游世，表达的不是消极的避世态度，而是积极的应世精神。同时，“乘物以游心”深刻反映出庄子的处世智慧，即以平常心面对人世纷扰，做平常人；达人心、达人气以助人；虚己顺物，外曲内直。     

论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物”概念

“百物”和“万物”是古典文献中“物”的两种用法,其背后隐含着“物”概念之内涵及演变的重要线索。晚周诸子常用的“万物”是众多个体之物的总和,而前诸子时代的“百物”则是不同族类的总和。从“百物”到“万物”,是个体之物被发现的过程,而诉诸人的知觉的“形名”构成了把捉个体之物的基本范畴。与之相对,可训为精魅和徽帜的古典“物”概念则建基于“形神”观念之上。基于对“形神”的否定“,形名”发现了“每一个”个体之物,为诸子学奠立了致思和言说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关于人和政治的知识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论实践就是“自在之物”

从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角度看,实践就是“自在之物”。实践与“自在之物”都是认识的来源,都与认识既存在重大区别而又不可分离,都是自在的、自由的,都可以表现为道德实践活动。但仔细分析实践与“自在之物”又确实存在重大差异：“自在之物”与现象原则上是不同的,但实践与认识却是统一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实践却是可知的。面对同一对象认识活动却产生了迥异的认识成果,其原因在于：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还是以辩证思维方式看待这一对象。在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角度以否定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扬弃了康德“自在之物”思想,开显出了“自在之物”的生活实践本色。     

“动”物靓招

许多中学生作文，总觉笔下之物枯燥乏味，缺少生气和灵气；不但觉察不出写作的美感和乐趣，反而日久生厌了。其实，只要我们打破思维常规，换一种角度观察和描写，给予笔下之物以情感和生命，就可以化静为动，把本来静止的事物写“动”、写“活”，使文章平添无限生色。     

对王阳明“物”的生存论现象学诠释

依循牟宗三对王阳明“从明觉之感应说物”与“从意之所用说物”的区分，借助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方法，分析和诠释阳明学中的两种“物”。首先通过阐释“心外无物”绽露“在生存世界中存在”这一生存论结构，以作为预备性的分析。之后重点对“意之所在便是物”“明觉感应之为物”作出生存论诠释，二者分别对应着生存论层次的物(物Ⅰ)和本真生存中的物(物Ⅱ)。物Ⅰ关联着因缘性存在的一般生存结构，其存在就是一般性因缘整体的实行，呈现出来的是一般性生存世界；物Ⅱ则关联着本真的因缘性存在，其存在则是因缘整体的本真实行，呈现出来的是本真的生存世界。物Ⅰ与物Ⅱ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生存论关联，二者的区分与关联有助于从生存论上更好地把握阳明学。     

扣“意”绘“物”理“线”练“辞”

托物寓意类散文，借写某种“物”．通过展现其的精神内涵来表达作者的态度情感．这就把事理爱憎“物化”．把抽象道理形象、生动化，因而易于让人理解，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与教益，但这类散文必须紧扣所托之”物”与作者”意”之间的联系，以一条明晰的线索和精炼含蓄的语言把文字组织起来。     

川端康成和中国文学

1968年，川端康成（189－1972）以他独有的小说艺术表现了日本文化之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川端不止一次地承认日本美的传统融和了中国唐代文学的风采。他说他的心已经融汇在紫式部（约978年前后──1014年前后）的《源氏物语》之中。他认为自古至今，《源氏物语》是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就是到了现代，日本也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和它媲美”（《我在美丽的日本》）。要谈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日本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川瑞康成的影响，不妨先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着手。紫式部以精通《白氏长庆集》而得名，在小说…     

本居宣长“知物哀”论的诗学主题探究

“知物哀”论是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出的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在幕府封建统治的时代背景下,“知物哀”论是作为以儒佛为中心的“劝善惩恶”论的反话语而被建构起来的;其本身包含着强调文学自律以及注重现世、以人为本的诗学主题。因此“知物哀”论具有时代的超前性,对日本近代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21世纪是不是“太平洋主宰的世纪”

２１世纪是不是“太平洋主宰的世纪”其实，“太平洋世纪”之说早己有之，只是从本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起飞，东南亚国家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的上升，这种说法才开始盛行起来。就地理范围而言，有人认为“...     

“物哀”与“知物哀”论

日本学者本居宣长的"知物哀"论,一方面主张应该将物语故事从儒家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追求真实的人情、人性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又使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这把标尺对物语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了衡量、定位。因此,"知物哀"论这一文艺思想便被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印。与之相对,"物哀"这一文艺思想却淡化,甚至舍弃了对道德的讨论。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     

中西“情物”关系的演变--王国维诗学和表现主义文论的互释

在对中西“情物关系”的研究对比中，我们发现彼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国是由物到情，情和物的地位是平等的；西方是由情到物，更加偏重于主体的情感。到20世纪初，在王国维反“游词”和西方表现主义的对比中，我们能在两者之间发现其共通之处，那就是“情物结合”的创作方式已经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重要方面，从而更加明晰中西情物关系的互释性和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