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文质: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

注重实用科学,“抑文重实”为1930年代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一贯主张.起初,浙江大学可谓实践此一政策的典范.然而,竺可桢长校之后,改革教育理念,发展文史学科,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浙江大学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为调和各院系间的分歧与矛盾,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升华“求是”精神,以此平衡文实冲突,倡导科学人文化.国难之际浙江大学的学术转型,旨在扭转“物质主义”风气,力求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开中国文化之新途径,以此为通才教育之先导.     

竺可桢的办学理念探析

竺可桢在主持浙江大学期间,坚持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导人才,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最大的目标是蕲求真理等办学理念;他立“求是”为浙大校训,实施通才教育,以非凡的能力潜心经营浙大,把浙大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建设成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其大学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大学坚守大学理想,重建大学精神,进行教育改革,仍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浙江大学校歌之由来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新学期第一次校务会议。会上,学校决定以"求是"为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制     

求是学风蠡测

求是学风蠡测洪保平从１８９７年求是书院创办至今，浙江大学已走过整整１００个年头。回顾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竺可桢校长在贵州遵义湄潭成功办学的７年，其教育思想、办学方针、优良学风等，对今日的浙江大学乃至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浙江大学优良的...     

论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求是"精神

大凡世界著名的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气质,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后,也全力打造反映自身特色的个性化精神.他在继承求是书院成立以来的优良传统和汲取世界一流大学精华的基础上,于1938年的校务会议上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并对其基本涵义作了多次明确的阐述,认为这两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欲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更为重要的是,他把"求是"精神切实贯穿于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学风建设之中,使之成为全校师生所追求的共同境界.……     

“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于今年5月召开

“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于今年５月召开 在浙江大学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人文学院暨历史系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７日至５月３１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成功地举办了“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规模适宜,强调实效,与会代表包括中国大陆各学术机构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台湾省学者以及美国、日本的代表,共计三十余人。 历史地理学是浙江大学最先发展的几个优势学科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求是书院开设的历史学和地理学课程,而在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任史地系主任（后又任人文学院院…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四川大学史稿》总序

110年的四川大学历史生动地演绎了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这种精神是历史传承与开拓创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现实需要与未来趋向、社会需求与个人发展的结合。     

马寅初与浙江大学

马寅初(1882─1982)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经济学家。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49-1951年,马寅初担任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第一任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马寅初是著名的学者,也是铁骨铮铮的民主人士,是浙江大学百年历史上又一位"求是"精神的典范。     

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

张其昀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出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学术思想上深受竺可桢的影响,师生之间情谊深厚. 1935年,浙江大学师生强烈要求驱逐校长郭任远,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最后选定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而竺可桢最终同意出任浙大校长,陈布雷、张其昀等人的游说功不可没.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倾心于学术研究,无心政治,自认"不善伺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未注明者皆出自此文献),对出任浙大校长一职不为所动.任教于当时中央大学的张其昀知悉后,竭力劝说竺可桢执掌浙大并协助解决相关事宜.     

竺可桢拒录差分的儿子

正1943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大儿子竺津从浙大附中毕业,报考浙大史地系,总分只差5分没有达到录取标准。负责史地系招生的教授是竺可桢的学生,这位教授准备瞒着竺可桢将竺津录取。而竺可桢在最后审定录取名单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严厉地批评了这位教授,     

西迁时期的浙大女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坚持办学和保存文脉,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进行艰苦卓绝的“文军长征”和西迁办学.这是浙大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办学时期,师生筚路蓝缕,培养人才,创新科研,服务社会,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东方剑桥”的奇迹.本文以张侠魂、徐瑞云、姚文琴为考察对象,探讨当时浙大女性对浙大发展的重要影响.在浙大历史上,有一位特殊女性将永远教人们追念,她就是竺可桢校长夫人张侠魂.张侠魂是近代妇女活动家张默君的胞妹,也是“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郝巨恒《神州第一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自幼习武,素有大志,曾豪言“吾技成,将尽除国贼也”(国立浙江大学《竺夫人纪念册》第3页,浙江大学档案馆,档案编号:ZD-2010-ZL12-15).     

哈佛大学对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影响探析

竺可桢曾于1913年至1918年期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段留学经历对于他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哈佛大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艾略特和劳威尔任校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对竺可桢教育理念的形成和他的教育改革的推行,包括重视教授、实行导师制、培养通才以及崇尚求是精神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亮剑——访上海市群星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顾晓光

“亮剑”,这是不久前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名字,其“狭路相逢勇者胜及面对现实,以‘变’求胜”的精神,深得上海市群星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顾晓光的欣赏。在几次更改时间,终于“得空儿”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一再提及“亮剑”和它所展示的这种精神。     

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

从1929年8月应邀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至1950年10月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整整21年间,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辅助校长竺可桢办学,创建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并先后任教育学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学校不离不弃、休戚与共,为学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郑晓沧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敦厚谦和、尽职尽责、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情操和境界,不仅是浙江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陈训慈与竺可桢交谊考

陈训慈与竺可桢谊属师生，两人虽并未长期共事，但曾在国立浙江大学共事数年。在很多事情上，陈训慈都是竭尽所能替竺可桢排忧解难。如在竺可桢出掌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创办龙泉分校，为浙江大学提供各种信息等事情上，陈训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竺可桢与浙大研究院的创立

浙江大学创办研究院的理想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浙江大学)筹建之时,浙江省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决议筹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并聘请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马叙伦、邵元冲、蒋梦麟、胡适、陈世璋、邵裴子等九人为筹备委员,后因研究院规模宏大,投入太多,决定暂缓设立,转而先办大学.此后随着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成立,浙江大学创办研究院计划暂时搁置,直到14年后才重新得以提出,并在竺可桢校长反复努力下得以实现.     

试论邓小平的“三敢”精神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提出了敢试、敢闯、敢“胃”这种新的革命精神。笔者通过“理想造就‘三敢’精神；实践锻铸‘三敢’精神；务实无私才能坚持‘三敢’精神，三个层面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新的革命精神的深厚价值根基以及坚持、发扬这种精神对实现社会主义改革目标的实际意义。     

浙大西天目办学源考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37年8月14日首次轰炸杭州.此后,整个杭城便笼罩在战争的紧张氛围之中.浙江大学是迁离杭州还是原地不动?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抉择.作为当时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必须综合校内各方意见,作出一个正确决断.     

儒学与经典诠释

1938年,马一浮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至该校为学生讲论国学,后集为《泰和会语》。在《楷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中说: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竺可桢与胡适赌寿

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曾任浙江大学校长。胡适是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