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鲁迅

尽管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同,并且因此决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地位殊异,但是,当我把这两个名字写在一起,试图钩稽、索寻其间的关系的时候,丝毫不感到牵强冒昧。就象写了又写、多写不厌的“鲁迅与李大钊”“鲁迅与陈独秀”……一样,“傅斯年与鲁迅”也是一个富有意义的题目。     

关于衍太太

鲁迅在1926年10月7日写《父亲的病》中,是这样描述他父亲即将咽气时的情状: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鲁迅与个人主义

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鲁迅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人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但这正是他的“人格弱点”。为了把鲁迅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有的人竞说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即为了有个“谋生的手段”。鲁迅是人,为了活命,他也要“吃饭”,也要“谋生”,因而发表文章也要拿稿费。但是,他写什么和怎样写,却不是由“吃饭”和“谋生”决定的,而是由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例如,1932年,内山完造曾邀请鲁迅到日本小住,并说他可以以写作来维持生活,鲁迅回信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实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     

创作动机和灵感触发点——《伤逝》与鲁迅许广平的恋爱

1 看了副标题,有人会喊道;“这种说法,鲁迅生前就愤慨地否认了,你还来胡说八道什么呀!”是的,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确有以下一段写得明明白白的文字:“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伤逝》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说虚构的小说《伤逝》写的是鲁迅自己的事,当然要毫不含糊地予以否认的。如果承认了,不就等于说涓生就是鲁迅,而许广平分明还活着,而且还和鲁迅幸福地相爱着,于是推断.鲁迅生活中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曾经和鲁迅恋爱、同居,后又离异,终于死于无爱的人间。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然而却很可以被鲁迅的敌人用来中伤鲁迅,鲁迅的愤慨是有道理的。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浅谈如何提高作文写作水平

“写作文真难!”这是许多学生的烦恼。学生对作文的畏惧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那么,怎样才能消除学生对作文的畏难情绪呢？我认为教师和学生应从传统的为考试的应试写作中走出来,从多个方面来提高学生的作文写作水平。一、明确写作目的。 学生作文写不好,最大的因素就是没有一种正确的写作意识,因此让学生在弄清“为什么写”的前提下,再说“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     

“骆驼”编辑家朱正的苦涩书情

朱正一生与书为伴，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书、编书。看了一些地的书，颇多感慨，不是什麽人都可以称之为专家的，但作为鲁迅研究专家，他当之无愧；作为编辑家，他当之无愧；当然，我还知道，他已经写成更好的书，还没有面世，那只好留待以後再说了。《鲁迅传略》问世，朱正年方二十五；无幸被扣“反党宗派小集团”的帽子，才是他二十年坎坷的开始。他写的第一本书是《鲁迅传略》，写书的背後是不堪回首的磨难1950年，朱正从《新湖南报）｝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就是在这里，他犯了“滔天大罪”。事情的起因是：抗美援朝时美国搞禁运…     

鲁迅与三个青年图书馆员

鲁迅一生有很多青年朋友,有些当时是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在“文沙扑面,狼虎成群”的岁月里,他们曾默默地给鲁迅的战斗事业以有力的帮助。鲁迅说过:“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姻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集外集拾遗·〈城与年〉插图本小引》)下面就是值得人们“纪念”的一些史实:     

文具盒里的争吵

咦!你听,哪里传来了争吵声?噢!原来是从小明的文具盒里传来的。听!铅笔、橡皮和卷笔刀正在争谁的本领最大。铅笔第一个说话了:“我的本领最大了,如果没有我,小明还不会写字呢。再说……”没等铅笔说完,橡皮就把话题抢了过去,得意地说:“要说谁的本领最大,当然是我了!每当小明写     

试谈“跌宕”手法——学习鲁迅杂文的修辞

一九七六年,适应中文系现代汉语修辞教学需要,我写了一本《学习鲁迅修辞》作参考书。去年湖南《吉首大学学报》第一期,有篇刘植先同志写的文章:《谈谈现代汉语修辞格的发展》,把我在《学习鲁迅修辞》中谈到的辞格“跌宕”,作为修辞格发展的一个方面。我的学养很差,试写的《学习鲁迅修辞》肤浅粗糙。即如“跌宕”一节,一直感到平淡空泛,远远未能显示鲁迅杂文运用“跌宕”手法的精妙。读了刘同志的文章,引起我进一步探索“跌宕”辞格的兴趣。我始终认为,鲁迅杂文艺术风格的完成跟     

鲁迅与藤野先生拾零

鲁迅先生一直怀念着他早年的老师藤野先生。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回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生活时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虽然由于他的学生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在厦门写的散文《藤野先生》而驰名于世界了,然而鲁迅先生直到一九三六年秋逝世为止,似乎还不知道藤野先生为时     

孔乙己和陈士成——鲁迅小说人物漫谈

鲁迅在继《狂人日记》之后,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了《孔乙己》。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又写了《白光》。在这两篇小说中塑造了孔乙已和陈士成两个典型人物。鲁迅之所以要塑造这两个人物,其目的就是向人们揭露封建社会孔孟之道培育了一些迂腐、麻木、愚昧的读书人,最后旧社会又无情地把他们抛弃。就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他们扫掉,以至无声无息的毁灭。《孔乙己》发表之后,鲁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一篇《〈孔乙己〉附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论“文研班”的鲁迅研究

1959—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三届“文学研究班”(简称“文研班”)。“文研班”学员毕业后从事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美学、现代文学等专业的研究。鲁迅及其作品是他们的研究内容之一。他们在现实主义、典型、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对鲁迅作品、鲁迅美学思想、鲁迅史料、鲁迅与中外美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文研班”学员研究鲁迅,受该班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影响,与学员个人的兴趣、工作经历、研究方向有关,并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契合。他们的鲁迅研究能够促进“文研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生产,发展“文研班”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深化学界的鲁迅研究。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试析鲁迅《呐喊》集中的两类人物形象

（呐喊）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它又是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开山作，它收入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记）到一九二二年（社戏）以前的短篇小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直述了他的创作意图：“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就是说，鲁迅写小说，为的是要以文艺为武器，大声疾呼以彻底改变国民的病态精神，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同时，也为了给呼啸前进的“猛士”呐喊…     

民族魂——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八一年是一代文化伟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在这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们自然地想起了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当鲁迅逝世,在上海万国公墓下葬的时候,上海的一万多群众曾在鲁迅先生的棺上,给他盖上了写着“民族魂”三个字的一面大旗。“民族魂”这三个字的盖棺定论,对于鲁迅先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释“野草”二则

释“题辞”“题辞”是“野草”这一本诗集的序言。但“题辞”的本身也就是一首强有力的诗篇。在题辞”中鲁迅先生以象征性的语言谈到产生“野草”的时代背景及“野草”的社会作用。对翻天复地的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鲁迅先生在“题辞”中表示了无限喜悦及迫切盼望的心情;而对腐朽的黑暗统治则是不惜与之偕亡,向之作决死的斗争。这篇“题辞”是在1927年4月26日写的。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第138期“语丝”上(新版“鲁迅全集”注)。“野草”出版后,初版,二版,都有这篇“题辞”。     

“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揭露“四人帮”所谓写“大走资派”才有“广度”、“深度”的反动实质

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在掀起那股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声浪中,蛊惑人心地提出了一个写“大走资派”的口号,胡说什么写“大走资派”的作品才有“广度”和“深度”。他们要写的“大走资派”究竟指的什么人?他们的“广度”和“深度”又“广”至那里,“深”向何处?对此,只要稍加剖析,就可以清楚看出它背后的反革命杀机。且听他们“高超的胡说”吧! 狗头军师张春桥首先定下基调,说什么写走资派的作品,如果“只写一个公社,概括的广度不大,思想深度也差。”他暗示说,“我对那些大走资派可算是见识过了”。一个“大”     

鲁迅的诗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在给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素无研究”,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言。人们都知道,鲁迅一九○○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年他就写了长文《摩罗诗力说》,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鲁迅又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