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 的成就与问题 佛教是三大世界宗教之一，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以其特有的内涵和方式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长期存在、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成了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客观基础。宗教研究是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宗教研究领域中，佛教研究起步最早，研究人员最多，研究热度最高，研究范围最广，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 我国历来具有重视撰写僧传教史的传统，当代学术界承此…     

原始宗教概念辨析

在宗教学研究中,“原始宗教”这一概念一直比较含糊,人们习惯于不加辨别地将原始宗教等同于“史前宗教”、“萨满教”、“自发宗教”、“自然宗教”和“无文字民族的宗教”等概念。这是很值得认真加以辨析的。 在不少宗教学论著中,往往没有将“原始宗教”、“自发宗教”和“自然宗教”三个概念区别开来。例如,认为原始宗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宗教,宗教学上通常称之为原始宗教、自发宗教或自然宗教。”“自发宗教,也叫原始宗教或自然宗教,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宗     

宗教是什么？——关于“宗教概念”的方法论反思

“宗教”一词是宗教学的基本概念,此概念旨在界说“宗教是什么”。从国内外研究近况来看,在此基础理论问题上现存两种值得深思的理论倾向:一为“宗教概念的简单化倾向”,主要见于国内宗教学界;二是“宗教概念的复杂化倾向”,长期困惑着欧美宗教学界。本文着眼于宗教学的百余年学术史,通过回顾其学科奠基人(F.Max Müller)、三大理论分支的开创者(Edward B.Typlor,Emile Durkheim,William James)以及多位著名学者(Bronislaw K.Malinowski,Wilfred C.Smith,Ninian Smart,William Alston,Paul Tillich,John Hick)探究宗教概念的学术历程,以阐发此研究课题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作者的结论如下:从宗教研究的全过程来看,“宗教是什么”,不但是宗教学所要深究的“基础概念”,而且是这门学科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这个基础概念暨基本问题之所以关乎研究全局,就是因为它关涉“广义上的方法论观念”,即从学术视野、问题意识、探讨角度一直关系到理论思路及其目标等等。正因如此,在百余年的宗教学史上,这个基本概念暨基本问题历来就是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制高点,以至我们可以说,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其实浓缩着宗教学方法论与观念史的发展线索,一部宗教学术史就是一个不断更新宗教概念的探索过程;而我们中国学者要想为化解国际冲突、构建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无疑需要从基础理论建设抓起,一方面批判地借鉴宗教概念研究上的新近成果,另一方面深入地发掘华夏文化的丰厚思想资源,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观及其方法论。     

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韦伯命题”——兼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

长久以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所生成的“韦伯命题”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聚焦点,命题的生成是马克斯·韦伯与家庭、同时代学者及所处社会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一复杂交错的影响背后尤为体现了马克斯·韦伯长期以来有关“宗教-社会”的思考。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下,“韦伯命题”的生成亦使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得以有迹可循,同时该命题促成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也为我国现阶段宗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实事求是开物成务——访宗教学泰斗卿希泰教授

卿希泰先生是我国当代道教研究领域的“领跑者”。他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确立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开辟了道教研究的新空间;为中国的道教研究正名,改变了“道教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宗教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他认为,道教研究最根本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或者叫做“两点论”的思想方法。目前卿先生主持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宗教与社会学创新基地”的工作,创新基地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五个重点:宗教学理论比较研究、西方宗教与当代世界研究、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     

中国数字人文宗教研究的转型

本文基于中国宗教学对数字人文领域特异性解读将问题导向及数据驱动范式研究纳入中国数字人文宗教三个标志性研究分支的体系,并引入“线上-线下二元结构中数据驱动下行动者中心范式”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研究的适切思维,最后以互联网佛教舆情研究为例阐述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研究需建立系统工程性的基础设施,进而希望打破中国宗教学传统思维对数字人文宗教研究分支的束缚,为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发展铺垫基础性思维和研究范式,并以互联网宗教舆情为例阐释建构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工程性建构。     

风水·龙脉及其它

风水·龙脉及其它李固阳“死人本身能够影响活人”，大概曾是人类的普遍观念，似乎也是一切宗教的思想基础，西方至少尚有所谓“灵魂学”。在中国，这类思想的表现又自有其传统特色。最近读了明清之际一部野史，引起了上述想法；同时又记起了１９３９年冬听到的与红军长征...     

夹缝里的“五·四”——启蒙的呼唤与保守的反诘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极大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引发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对科学万能论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反现代化的思考。中国既需要“五·四”启蒙主义者在中国倡导现代化的推广,也需要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的关怀。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下,现代化的呼声是时代的主流。     

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发展轨迹与中国

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发展轨迹与中国俞正梁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６０年代断言，“人类宗教历史之初是一个布满圣物的世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它就到了终点，就是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醒悟阶段。”“宗教在这个物质的、已经醒悟的世界上只能退居...     

中国宗教学类学术集刊的现状分析及其趋势展望

随着国家对哲学、宗教社会科学事业投入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纷纷以集刊的形式创办了各种宗教学类学术刊物,为推动中国宗教学研究和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推动宗教学类学术集刊的蓬勃发展,笔者详细分析了国内宗教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系统总结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不足,以期为推动宗教学类学术集刊的蓬勃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绝地天通：中国式宗教治理之道 与世界宗教分类之尺度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西方宗教发展史上也有过不自觉的绝地天通努力。故绝地天通有理由成为宗教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析概念,可据以重建世界宗教的历史叙事和分类体系,反思、批判韦伯等西方学者所构建的西方宗教、尤其是清教理性化程度最高之类的命题。     

比较宗教学的史前史追述

本文追述了科学的比较宗教学的历史渊源。这种对于宗教研究的客观态度，产生于最富有人本思想的古典时代希腊。中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没有杰出的成就，但也为后人留下了有益的观察和记载；伊斯兰教学者则对于中世纪的比较宗教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的学者在中国文化的启发下，提出了“自然宗教”的概念；并对宗教的起源问题提出了接近于历史进化论的解释。１９世纪的浪漫派运动修正了理性主义者的理论，强调宗教的内在经验，并把世界宗教的发展置于历史发展进步的阶梯之上，致力于寻找“人类智慧的同一性”。最后，对埃及和西亚、印度古代语言文化的研究和科学的进步（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问世），斯宾塞的历史哲学的产生，为真正科学的比较宗教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出宗教起源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读《宗教概论》有感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是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个复杂和重大的理论问题。从19世纪宗教学建立以来,提示宗教起源之谜就一直是众多宗教学家和哲学家为之努力的目标。段智德先生新近出版的《宗教概论》,在总结这些理论探究的基础上,“从更深的层次上对宗教的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做出说明”,从“现实的历史的人的生存需要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出发,在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上提示宗教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因以及更为基础的“动因的动因”,为走出宗教起源的迷宫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关于西方社会的危机及其解决途径——马丁·布伯《我与你》述评

马丁·布伯(1878—1965)是现代德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相遇”哲学“在改变现代文明中‘它’战胜‘你’和‘我’的状况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242页)由于其学说对二十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他被视为当代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布伯于1878年8月生于维也纳,十八岁时前往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次年又转入莱比锡大学。1899年前往瑞士苏黎克大学攻研历史、哲学和文学,并拜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为师,不久他又进入柏林大学,在德国哲学家齐美尔的指导下专心研究学问。此后他开始转向宗教哲学、《圣经》的翻译及参加犹太复     

当代宗教研究的新视角——评《走向神圣: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

当代宗教研究的新视角——评《走向神圣：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王志成宗教学是一门新学科，其历史仅百余年。虽然在这百余年中出现了大量研究宗教现象的专著和优秀论文，但就总体研究而言，宗教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也没有建构出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框架，仍处...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成果解读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到中国已有大半个世纪,经历了曲折,并逐渐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融会中华文化,有了创新性的发展历程：对前苏联的宗教理论政策进行反思,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和国情结合起来,并根据时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需要,从革命斗争的轨道转移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从贵斗哲学为主导转变为贵和哲学为主导;在宗教理论政策上从以限制、监督为主转变为以保护、引导为主。中国学者以唯物史观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开展宗教研究,创造性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广泛吸收西方宗教学成果,结合世界和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实,建设了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核心内涵,用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或影响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调整,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形成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中国模式。     

拯救人类的“希望”──D·H·劳伦斯“双重性”理论简述

拯救人类的“希望”──Ｄ·Ｈ·劳伦斯“双重性”理论简述万莉当西方社会进入二十世纪时，人们忽然发现一切都变了。传统的、历史的东西一下子变陈旧了，价值观念和道德维系已不复存在了。外部世界、人类文明似乎已经土崩瓦解，而人的内心世界也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西方...     

一本有特色的思想史新著

新春伊始,张岂之教授的新著《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是一本论文集,但和普通论文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有着一种整体构思。从形式上看,她按照历史顺序,分为“儒学篇”、“理学篇”、“实学篇”、“新学篇”,实际上,这些部分正是思想史研究的“热点”或“关节点”,从这些肯綮下手去把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犹如解牛的庖丁,“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各个关节点上,作者都提出了有创见性的观点,例如对儒学“人学”思想体系的剖析、论儒学的理性自觉与独断主义、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各自特点和贡献,中国近代哲学的主线、内容和特点,等等。在这些“点”上,特别可以表现作者的理论思维深度,这也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宗教学研究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上世纪90年代应用在宗教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颇有争议的观点。后殖民批评家指出,宗教学的创立和基督教中心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情怀不可分割,从奥托到伊利亚德的宗教比较研究中对自成一类(sui genre)宗教的特性的强调有很强的本质主义色彩,而目前盛行的多元宗教观也有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因素。后殖民宗教学批评其实是对西方宗教学的发展做整体检讨,这些批评虽有偏颇,但对中国宗教学者理解宗教提供了某种启发性的思路,提醒我们要警惕那种所谓中立的全知化的研究方法,避免将宗教抽象为符号和静态的文本,而是要将其和具体处境结合起来,将信仰和实践、理论和生活关联起来,在研究中进行多学科的整合。宗教研究者需要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排除习惯性的思维对宗教研究的干预和蒙蔽,坚守启蒙导向,警惕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同时也要保留对宗教真理的同情,尊重不同进路的宗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