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的价值意义之再评价——以《桃花扇》的主题思想和结构模式为中心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剧《桃花扇》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影响深远.后世《桃花扇》的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之作,却多赋予男女主角侯方域和李香君以不同的结局,这反映了改编者对原作第四十出《入道》的不同认识.本文结合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和《桃花扇》的创作背景,通过对其主题思想、结构模式及两者关系的探讨,来重新认识《入道》的意义和价值.侯方域、李香君入道,既是剧作“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中儿女私情与家国公义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由剧作主题决定的复杂、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必然收束.     

《走西口》与《沙娃泪》的文化内蕴对比

《走西口》和《沙娃泪》都属于北方民歌 ,但在作品内容、属性、艺术手法及文化背景引发的社会意义等方面有所不同 ,文章对此作了分析。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之比较

本文旨在论述汉乐府民歌的审美特色和艺术成就。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诗经》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出较，探讨了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独创性及其社会文化根源，从而指出汉乐府民歌独特的艺术成就在于。把人物形象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塑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着重表现人物直面现实的浪浸精神．达到了绘形和传神，现实意义和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融合。     

《长生殿》与《桃花扇》中的兴亡意识和民族情绪

明代后期,文坛重爱崇情,浪漫思潮一时颇为盛行。许多文学作品将写情放在了首位,《长生殿》和《桃花扇》亦是如此。《长生殿》对李、杨的爱情悲剧给予了无限同情,不但对李、杨两人的爱情加以美化和净化,而且特别宣扬一种“一悔能教万孽清”的思想;《桃花扇》以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言情谈爱之余,二剧均表现出浓厚的兴亡意识和民族情绪,这也正是明末清初那个复杂历史时期时人情感心绪的艺术展现。     

冯梦龙《挂枝儿》、《山歌》的评注特色

明代通俗文学繁荣兴盛,民歌小调更是风靡一时,成为明代通俗文学的一枝奇葩,受到当时文人学士的极大重视。《挂枝儿》、《山歌》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辑的两部民歌集,他还对其中的200多首进行了评注,本文对这些评注进行了仔细研究,分别从它们的功能以及其中透露出的编辑者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入手,得出了一些粗浅的结论。     

激越的浪漫 凄美的感伤——《牡丹亭》和《长生殿》“情至”理想比较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洪?的《长生殿》都歌颂了"情至"理想,然而由于时代和作家个人等方面因素,二者在"情至"、"情始"、"情追"、"情圆"等具体表现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牡丹亭》欢快激扬地唱响热烈与浪漫,《长生殿》则凄美婉转地吟出悲郁和感伤;前者是万物欣欣的阳天春日,后者是西风残照的落日余霞——绚丽至极却又透出几分萧瑟悲凉。     

《九歌》应该是苗族古代民歌

从诗歌本身来看,《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一组祭祀乐歌,是屈原继承和发展南方民歌的艺术结晶。《九歌》同苗族古代民歌有着紧密的联系,苗族古代民歌及苗觋神辞就是《九歌》的一部分原型,《九歌》明显留有苗族古代民歌的痕迹并与苗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聊斋志异》创作漫谈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筑了一个充满妖狐鬼魅、畸人异行、虚幻的、奇异的世界 ,它是蒲松龄心灵与当时社会现象碰撞的产物。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 ,借妖狐鬼魅来抒发他自己的“孤愤”之情和一些当时的社会现象 ,表现出了作者赞美鞭丑的心态。《聊斋志异》是现实、心灵共同作用的成果 ,《聊斋》的世界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之上的 ,与之相交、相切 ,源于现实 ,但又高于现实。     

姜夔《暗香》、《疏影》托意新证

《暗香》、《疏影》为词坛名作,其托意历来众说纷纭。其实,两词在咏梅的外表下寄托了作者情脉一贯的怀人之情:《暗香》为怀念合肥恋人之作,《疏影》则为词人向范成大索求小红的闪烁之词。按照这一思路,则历代对这两首词的疑惑与难解均可冰释。     

《金瓶梅》与《红楼梦》寓意、反讽艺术比较

主要分析《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寓意和反讽艺术。两书分别在欲和情的漩涡中,展开对人物命运和现实社会的描写,从而寄寓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以及理想破灭的无奈与悲悯。另外,两书均以强烈的反讽意味,对污浊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嘲讽和颠覆。     

《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从人文精神角度看《左传》用《诗》

《左传》中大量出现的引《诗》、赋《诗》、作《诗》现象反映出春秋时期的人文精神。人们以《诗经》作为道德品行、事理判断和礼仪风度的准则,而《诗经》本身所具有的语言形式方面的特点,也是《左传》用《诗》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春秋人将《诗》政治化、道德化的过程正是提升《诗》的人文精神的过程,是将《诗》的属于人的自然内涵部分纳入社会人文精神的视野范围予以重新审视的过程,是对《诗》的重新发现和解释     

论《摘石榴》的民歌特性及发展现状

《摘石榴》是五河民歌的典型代表,它以独特的韵味和优美韵律反映了五河人民的精神风貌和风土人情。从民歌的地域性、传承性、变异性等方面进行探究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民歌《摘石榴》的艺术特性和发展现状。     

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代表东汉时期的诗歌创造水平的《古诗十九首》相比它之前的《诗经》、《楚辞》、《乐府民歌》等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在抒情艺术上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使五言诗基本成熟。文章从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上、人物外形刻画上以及诗歌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十九首》在艺术上对前期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金批西厢》中的“诗”“歌”话语与晚明文学生态

金圣叹在批点《西厢记》时所引述的评论话语非常丰富,韵文方面择要而言有《诗经》、唐诗、民歌时调等,分别反映了其对《西厢记》的思想、语言、文学价值等的意义揭示。以上评点话语的选择与运用,虽与金圣叹的个性、学养有关,但更是晚明文学生态的某种映射：妙解儒家经典以反对理学束缚、唐诗以诗集以外的形式传播、以民歌小曲为绝假存真的利器等文化现象,在晚明社会中皆不罕见。从《金批西厢》评点话语中,可以寻绎出联系的文学生态系统对作家及作品的影响。     

四川地区民歌《绣荷包》的歌词特点

《绣荷包》是中国广泛流传的民歌,其蕴含的传统意义上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来源于女红,转换为歌唱,在民歌《绣荷包》中蕴含了古典形态的情感因子。四川地区的绣荷包又有其巴蜀文化特色。本文以四川地区民歌《绣荷包》的歌词为研究对象,总结和比对,以呈现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