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朝在契丹族地区设立的府州

唐朝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唐朝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相对宽容,契丹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有很多契丹人成为唐王朝的属民。为了加强对契丹人的管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唐王朝对契丹人实行了设府置州、册封、赐姓以及和亲等一系列羁縻统治措施,进一步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为契丹族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契丹遗风点滴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所建立的辽朝曾统治北部中国二百余年,大体上与五代、北宋相始终。在辽朝灭亡以后,契丹人逐渐被其他民族所同化,在历史上消失了。有人认为,现在东北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 契丹族虽然从历史上消失了,然而契丹人的某些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里所介绍的只是表现在饮食方面的点滴而已。     

高句丽与渤海论略

高句丽与渤海是中华古代两大古族古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华史、东北史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国际学界的一个热点。在高句丽国时期,臣附于高句丽的乃白山、安居骨等　　诸部,并成为高句丽向外扩张的重要军事力量,待高句丽败亡后,离句丽以及白山诸部多散人渤海成为渤海编户。粟未　知在其酋帅率领下于隋末内附,并参加随、唐征伐高句丽的战争。渤海国号来源于唐朝对大柞荣为代表的古大氏族团地望的尊崇。渤海王室为大氏,为渤海统治核心,高句丽遗　乃渤海六大右姓之首,为渤诲大氏王室之辅弼,并已融入而成为新兴的渤海的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族的形成标志以粟末部为首的　　族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略论渤海与邻族的关系

渤海靺鞨大祚荣趁营州之乱,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并建立了振国,自立为震国王。《旧唐书·渤海传》载:“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将加册立,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訴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这是渤海建国和被唐王朝册封的真实情形。     

以敦煌为中心的诸民族之动态(下)

(四)回鹘人且说,吐蕃的统治到九世纪中叶开始动摇了。在敦煌,汉人土豪张氏作为唐的归义军节度使而出现,实际上建立了独立的政权,自五代时起由曹氏替代了他,一直存在到十一世纪中叶被西夏所征服。这个所谓的归义军时代正当北亚游牧的回鹘政权崩溃(840年左右)后,回鹘族向中亚及河西流入,继中亚的回鹘化即突厥化,中亚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重新形成的时期。敦煌的政权也以这种商业利益为中心,与各种民族保持着更加密切的关系。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敦煌周围各民族的动向吧。     

金朝之民族关系

12世纪初期建立的金朝(1115年—1234年),当国者是女真民族,女真人统治着其他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改变了古老祖国传统的统治结构。同以往的几个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兴建的王朝一样,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比如,北魏(386年—534年)鲜卑族,辽朝(916年—1115年)契丹族,以及其后的元朝(1206年—1367年)蒙古族,清朝(1616年—1911年)满族。 执政的女真族,传序9主,统治中国北方百余年。其间,政府制定了对诸民族的总方针和总政策。研究金代社会生活,应当从金代具体特殊本质的社会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社会或社会一般出发。那末,如何将金朝的民族构成,统治阶级民族与被统治阶级民族的关系,民族政策的模式,作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本文大略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     

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徒

渤海国建于公元698年,以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为中心,地有今吉林省大部、黑龙江和辽宁省部分地区、苏联沿海州南半部及朝鲜半岛北部。926年被契丹酋阿保机破亡后,不少渤海人不堪契丹人统治,大量外逃;另方面,契丹贵族为分而治之,强迫渤海人迁徙他乡。拙文试就这两方面,考其概况。 渤海人外逃地区,一是高丽(今朝鲜),二是女真人居住区(今黑龙江中下游流域);三是后周、北宋(即中原地区)。其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除零星外逃外,一般都有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唐贞观年间(公元627至649年),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比较和睦的时期。唐太宗李世民采取的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初所面临的民族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南方的僚族、诸蛮,北方的契丹、稽胡,西方的党项、羌人、吐     

古代契丹族女中豪杰——萧绰

萧绰,是辽朝著名的女军事家。生于公元953年,契丹族国舅别部人,系辽朝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之爱女,她聪明机智,自幼好习文练武,善骑术。16岁时被耶律贤(景宗)选为王妃,景宗继位后被封为皇后。生有耶律隆绪等四子三女。乾亨四年(公元982年)景宗病逝,其子耶律隆绪(圣宗)12岁登基为帝。她奉景宗遗诏,总摄国政,称为太后。     

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辽朝创立了一套与其以前的诸王朝官制有显著差异的新官制:分北、南两个系统,以北面官统治契丹及诸游牧族,以南面官统治汉族及渤海人,“番不治汉,汉不治番,番汉不同治,自古而然”。①在这两套平行的官制系统中各自设有宰相机构。本文试对辽代宰相制度演变的过程做一初步考察。     

贞观时期民族政策刍议

唐贞观时期，疆域空前辽阔，“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在这广袤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籍记载：“弱水、流沙，并鞲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在唐王朝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有各种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权，东北主要有契丹、奚、室韦和棘辐，     

契丹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

迄今为止,关于契丹族称号含义的解释,国内外的学者大致有十余种观点。深入研究契丹称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形成的过程,可揭示出契丹称谓的含义就是东方太阳神之义。     

契丹族狩猎经济考略

本文对契丹族的狩猎经济进行了考述,认为狩猎经济始终是契丹族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同契丹族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始终相伴相随,是契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一。     

吐蕃神川都督府

自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着军队攻陷西川安戎城后，西洱间地区诸蛮相继也被吐着所征服。于是，吐着开始了对西洱河北部铁桥地区的乌变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也掀开了吐着与唐廷争夺南诏势力百年拉锯战之帷幕，直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大破吐善于神川之后才结束了吐着在铁桥地区的统治历史。那么，在这一百余年当中，吐着为何要设都督府于神川铁桥地区？其辖境多大？人口组成和管理机构怎样？在唐、着西南战争中的地位如何？这些问题，过去虽有文献涉及，但缺乏专题性和系统性。在此，笔者想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作一番拙劣的管窥合测…     

试论达干尔族的族源问题

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过去有过不同的意见:有说达斡尔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的;有说达斡尔是契丹或白鞑靼的;也有说达斡尔是元末明初才出现的等等说法。根据我初步接触的材料和分析研究的结果,认为达斡尔族来源于契丹的说法是正确的。(当然不是说辽代契丹全部发展成为现代的达斡尔,也不是说达斡尔没有契丹以外的成分)。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讨论参考,并希指正。     

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文章在考释近年出土的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铭文的基础上,分析穆泰本人及其先人籍贯、家居、任职等情况,推测穆泰家族源自鲜卑,系北魏孝文帝改鲜卑(贵族)姓为汉姓辗转而来。文中对穆泰等人所任职务、任职地点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多有订正和补充,澄清了若干唐史和民族史学界长期存而不明的问题,并以此揭示鲜卑人汉化的具体过程。就穆泰家族而论,因其多在都城西北诸民族势力活动之地,又以武职为显,其家族汉化较之进入内地核心区之鲜卑人汉化之例显有差别,其特征表现在: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若干因子,在物质层面背后还寄托着本民族的某种精神情怀。     

从民俗论达斡尔族源于契丹

近世纪以来,达斡尔族的族源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学家认为契丹,这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结果。笔者试就民族习俗的继承性和“民族习俗是区别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撰文补充“契丹说”,不当之处,望学者指正。     

从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看辽代佛像的造像艺术

佛教在取代了契丹族原本的宗教信仰萨满教之后,在辽地逐渐走向兴盛。可以说,佛教丰富了契丹民族的宗教体系,同时,也在辽地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佛塔和佛教造像艺术。研究赤峰地区辽代佛塔和佛塔上的佛像,有助于了解辽代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和辽代佛教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更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的审美取向。     

辽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

辽朝统治时期的渤海世家大族,基本上以原渤海国的传统世家大族为主。原渤海王族由于具有较强的社会势力,契丹统治者以联姻、任官等方式对之加以拉拢、利用,使之成为新王朝的世家大族,以利于对这个庞大的被征服民族的统治。渤海右姓入辽后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是辽代渤海世家大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渤海人普通家族上升为世家大族的情况不多,史料中仅见个别事例。在辽朝民族不平等政策的作用下,渤海人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十分困难的。     

西方社会对契丹和辽的认识与研究

契丹之名早在13世纪前就传播到西方,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传播和积淀,在西方社会被塑造成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东方理想国:地处中国边缘,富甲天下.探寻契丹的热望引领着西方航海探险家步入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从航海中获得地理知识的积累,西方人才弄清契丹与中国本是一地,辽则是由契丹人建立的与中国宋王朝同期的一个国家(朝代).西方学者研究契丹与辽史始于19世纪后期.20世中期以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以及中外双向文化交流的增强,西方学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高潮,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至今约有专著十余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