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汉語名詞、动詞、形容詞的詞类特征

漢語的詞类划分問題是我們这几年來在語法教学上所遇到的困难問題之一。对这个問題,我們的認識一直不很明确。就所讀过的語法著作來看,語法学家們的意見有同有異,其差異表現在分类数目不同,所用的朮語及其內容不同币脖憩F在对具体的詞的归类不同。例如,“能、会、該、須、敢”之类,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張志公《漢語語法常識》和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語法講話》定为“助动詞”,包含在“动詞”类中;王力《中國語法理論》,划入“副詞”;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也划入“副詞”,叫作“限制詞”。“來、去、上、下、進、出”之类,黎錦熙、刘世儒《中國語法教材》定为“助动詞”,包含在“动詞”类中,但和“方所詞”結合时     

从“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问题说到汉语的词类问题

一朱德熙、卢甲文、馬真三位同志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4期,51—64頁上发表了一篇題为《关于动詞形容詞“名物化”的問題》的論文,对現在流行的一种企图解决汉語一詞多类現象的理論。即“动詞形容詞名物化”的理論提出評論,附带地也对高名凱的詞类理論提出意見。我們細讀这篇論文之后,觉得这篇論文,正如某些人所說的,①的确是給划分汉語詞类問題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从这缺口里流出的水却沒有流入他們所希望流入的渠道,相反地,却正好流入了他們所批評的汉語实詞沒有固定詞类的理論的大河、因为这篇論文虽然正当地批評了名物化理論的某些論点,但也有許多矛盾的論証,它不能証明作者們所认为正确的理論,它实际上反而証明了作者們所坚决反对的学說。     

论古代汉語介詞“于”、“於”、“乎”

介词有人称之为副动詞,如吳文士同志的《語法讲义(初稿)》(1953年9月上海东方书店第一版)、郎峻章同志的《汉語語法》(《东北师范大学函授讲义》,1955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孺牛同志的《大众語文学习手冊》(195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为什么把已經习用的“介詞”改称为“副动詞”呢?陈书农同志說:“介詞是从动詞中衍化出来的一系列的詞。”(陈著《现代汉语语法》63頁)因此他虽然沒有把介詞称为副动詞,但仍把介詞当作动詞中的一类。这些看法和做法大概是受了王力先生和呂叔湘先生影响的結果。王力先生在1952年4     

以“葡萄”一詞为例論古代汉語的借詞問題

由于汉語語言結構的特点,汉語的借詞不但是汉語历史詞彙学的一个問題,而且是有关汉語結構理論的一个極其重要的问題(虽然是消極方面的)。大多数研究汉語的学者認为,在某种意义上說,汉語总是单音节的語言,虽然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意見有許多細微的区別。这里我沒有必要鑽进这些細节,因为我已經有个机会更詳細地对中国的語言学家们說过我在这一方面的看法。为着目前的目的,讓我重复指出,在汉語里,音节單位不但在音位学上,而且在句法学和形态学上,都經常地起着特殊的結構作用(我对这事实并沒有什么怀疑),也就够了:一般的情形,在汉語里,某一語言結合物之分     

《尔雅》释詞撮例

《尔雅》一书,收罗了比較丰富的古代汉語詞汇,特別是先秦經籍中的詞語,經过系毓的处理,予以簡要的訓释,从而成为我国最早的詞典和訓詁专著,为后来經学家、小学家所重视。直到現在,它在語言学者对于古汉語或汉語史的研究上,在解决一般人閱讀古书中所遇到的一些詞义問題上,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尔雅》,作为古代詞典或訓詁专著,对于詞义的訓释,是相当完整地继承了在它     

談“和”的几种用法

一 關於連詞“和”的用法,許多語法學家認為“一般只連接名詞、代詞或者以名詞為中心的詞組。”(初級中學《漢語》課本。這種看法有相當的代表性。)至於連接動詞、形容詞和以動詞、形容詞為中心的片語呢?那看法就很不一致。有的專家的語法書根本沒提到,如王力的《漢語語法綱要》。多數語法書提到了,但同時提出了許多限制條件。而這些條件,各家的說法是不同的。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探討。     

詞义和概念

一詞义和概念的关系是語言学理論中的最复杂、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爭論很多。近年来,这个問題也已經引起了我国语言学家的兴趣,发表了好几篇有关的文章,看了之后,得益不小。但是,对有些問題的看法也不尽同意,想提出来討論,以求得正确的认识。詞义是一种复杂的語言現象,它一方面和客观事物或現象有联系,是它們在人們意識中的概括反映,因而詞义就和心理意識和邏輯思維現象有着紧密的、錯纵复杂的联系。另一方面,詞义是語言系統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它和語言系统的其他組成要素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它們相互制約,相互依存。苏联語言学家B.B.維諾格拉多夫說得好:“詞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它和該詞表示的概念的相应关系(如:     

汉语构词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造詞單位的問題 杨柳桥先生在“中国语文”1957年1月号上發表了“汉语語法中字和詞的问题”一篇文章。杨先生肯定了許紹早对傅子东在字和词方面存在的模糊看法的批评。傅子东說:“詞由形体、声音、     

再論先秦时代的系词“是”及其發展——兼以請教于王力先生

1957年,我写了“秦汉間的系詞‘是’”一文(見“中国語文”57年2月号),論定先秦时代已經有了系詞的“是”。“中国語文”編輯部轉来王力先生对于这篇文章的意見:“說先秦时代有系詞‘是’,我总是不相信……伹赵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的意見应該得到尊重”。王先生这种堅持已見而又尊重別人看法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同时,     

关于现代悲剧问题的论争——《广东十年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第八章的一部分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还会产生悲剧呢?特別是能否运用悲剧形式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呢?这是文学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中值得探討的一个問題。1957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老舍同志《論悲剧》一文后,悲剧問題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重視。有些同志同意老舍同志新社会可以有悲剧的說法,但也有不少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广东文艺界和中山大学等高等学校就是在上述爭論的基础上,对現代悲剧問題进一步展开爭論的。     

汉语句尾疑问助词和被动语态演变的研究

一、上古漢語沒有句尾疑問助詞,春秋以後始有“乎”“歟”“哉”等句尾疑問助詞。竊疑上古汉語本無句尾疑問助詞,全賴提高句末字音以見問意。(如俄語然)現代汉語口語中猶有可資證驗者。例如:“我說的湖南話,你聽得懂?”句尾疑問助詞“嗎”字,即不必說出。但“懂”字必重讀。句尾疑問助詞“乎”“哉”“耶”“歟”等字,蓋起於春秋之世。嘗考殷契甲骨文字,其疑問句,往往在动詞前,有“其”“隹”等字,或在句尾奠以“不”字,沒有用“乎”“哉”“耶”“歟”等字的。兩周金文亦然。(石鼓文為秦先世遺物,亦無句尾疑問助詞。)     

汉语句子的“省略”问题

提出這個問題,起初是因為一般語法書對於這個問題談得很少,而初學語法的人在分析句子的時候却常常在這一問题上感到困難;后來過細一想,才覺得這個问题倒也重要,因為它显然是荌娴秸麄€語法系統的問題的。舉個例子說,“東方红”这句句子,如果認為是“完全句”,分析起來就是“東方‖红”;如果認為是“省略句”,當然就要分析為“東方‖( )\红”。对一句句子作這樣或那樣的分析,正說明了对“省略”的看法实際上是受對於整個语法系统的看法支配的。這正如過分誇大汉語的一般性的人在分析句子的時候往往会强以西文的義例律汉語,说什么“句未有无动词者”(章士釗:中等國文典.頁23),而過分誇大漢語的特殊性的人也當然會因為找不到汉语詞儿的“變格”“變位”而得出“詞无定品”或“漢語根本没有词類”的結論。     

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上)

本文共十二节,分三部分。前四节重在批判胡适的詩三百言字解;中四节重在說明汉語助詞的特征和它在語句组织上的作用。末四节重在說明助詞和一般虛詞的关系,也即汉語虚詞从全虚到半虚的演化問题。現将全文分上、中、下三期发表。     

畧論汉語动詞的重迭法

一汉語的实詞,除代詞外,每一类都有一部分可以重迭使用,經常重迭使用实詞,可說是汉語的特点之一。汉語各类实詞中,最常重迭使用的是形容詞,其次要算动詞。汉語动詞的重迭方法和作用也甚繁多,有必要来探索一下。在談到汉語动詞的重迭方法和作用之前,得先把动詞重迭的范围划清一下。汉語里,表示动作数量的方式有一种是即用表示动作的动詞來表示动量的,例如“笑了一笑”“想一想”。由于这种語言格式里重复使用了同一的动詞,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也是     

漢語簡說

序目 1951年担任「中国語文概論」課时,写出了一篇「汉語的声音」;1952年写出了一篇「汉語的語法」。1954年任「中国語言学」課时,又写出了一篇「汉語的詞汇」。1955后任「古代汉語」課时,写出了一篇「汉語的比較」。1956年任「現代汉語」課时,写出了一篇「汉語的涵义」。就这样,逐年增加篇章,随时加以修訂,经过了五六个年头才写成了目前的「汉语简说」。「汉語简說」共分五篇:第一篇是「汉语的涵义」,第二篇是「汉語的詞汇」,第三篇是「汉語的語法」,第四篇是「汉語的声音」,第五篇是「汉語的此較」。全稿从普通語言学的观点,簡要地介绍汉話的一般性質,自己虽然也有些不同的說法,但这些說法也只是融会于全稿之中。譬如解放前一般語法学者把汉語的语词分作八九类,我当时从千百例句中把它归納为十三类;解放后又重新釐訂为十二类,目前已有些学者体会出来十二詞类的說法,有的連十二詞类的类别也都是跟我的說法不謀而合的。又如国际音标簡表是根据我十几年教學和研究的实践制定的,这对作方言調查,学习普通话、学习语音知識都会有些帮助的。其中有些汉語的内部規律是从研究中归納而出的;有些例証也是从教学的过程中积累的。虽然如此,但它仍不失为論述汉語一般性質的概說。     

论龔自珍思想的性質和評价——并与杨荣国同志商榷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六三年第三期曾发表楊荣国同志《龔自珍思想初探》一文。文章从具体問題出发,对龔自珍思想的若干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討,讀后頗受启发。但是,从文章的題目和形式就可以看出,这似乎是作者的一篇札記式的初步探索的写作,因而有些問題还需要进一步探討。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龔自珍思想曾經展开过討論。討論表明: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正确地分析龔自珍思想的性貭,从而作出恰当的評价,整个学术     

正确认识古典文的词义

閱讀古典文学作品,最大的障碍是詞义問題。一般解决詞义办法,是檢查字典、辭典、作品注解或其它工具书。但字典、辭典上的一个字或詞,常罗列着許多不同的解釋,如果觉得数种解釋都可以說得通的話,究竟采用哪一种呢?如果觉得都說不通的話,又怎么办呢?注解的毛病往往各家說法不同,表面上看,各有各的理由,咱們究竟服从哪一家呢?也有都不合理的,咱們又怎么解决呢?这些問題,是一向存在着的。也就是古典文与人們发生距离的癥結所在。現在針对这些問題,提出几种标准,对进一步正确认識古典文的詞义来說,是有需要的。     

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問題

“合韵“是指先秦押韵上一切出韵的例子而言。这是借用段玉裁的名詞,也就是其他各家所謂韵部的通轉。这里虽借用段氏的名詞,但并不是照着他所謂17部來說的,应該先声明一下。先秦韵部的合韵問題,是研究中國音韵史首先要談到的問題,也就是有关语音演变的趋势是由简到繁或由繁到簡的問題。先秦的韵部少。切韵的韵部多。好像从先秦到隋唐,語音演变是由簡到繁,和隋唐以后到近代北音势力的形成,是由繁到簡,情形迥不相同。但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的現象。过去古音学家研究先秦用韵,多少都有点求同略异的心理。早期古音学家对于古韵     

怎樣評价柳永的詞?

在教学改革运动中,对于柳永詞的評价問題曾經引起很大的爭論。記得中山大学中文系批評我的“宋元文学史讲稿”时是从我对于柳永詞的評价开始的,后来牵連到有关婉約派詞人和宋元市民文学一連串的問題。我在“宋元文学史讲稿”里认为柳詞在思想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意識,尽情抒写他对那些烟花巷陌的不幸妇女的同情和他自己流轉江湖的生活感受”。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通俗語言写詞,一扫五代詞人雕金刻玉的习气”。现在看来有很大的片面性。然而当时有些同志同学认为柳永的詞     

試論漢語語法学界的一些錯誤論點

漠語語法的系統研究,自1898年“馬氏文通”出版以來,已經50多年了。在这50多年当中,中國的語法学者,出現較早的如陈承澤、刘復、黎錦熙、楊樹達,出現較晚的如王力、呂叔湘、高名凱、張志公等等,都有过一些很好的貢献。他們辛勤劳動的成績,是应該肯定的。自1950年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譯成漢文以后,大家熱烈学習,語法研究有了正確的方面,進步比从前更快。但是解放以前,某些語法学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