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变革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社区建设”运动,为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契机,在各种区域性社区试验的推动下,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制度空间、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其总体趋向是有利于自主社会的发育和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这场制度变革的内在推动力来源于国家而非居民自身,因此,现有的制度创新不可避免地在国家所作的制度定位和制度所需的社会基础之间面临张力,其最终绩效取决于我们能否实现制度变革驱动力的转换。     

公共参与、社区自治与协商民主--对一个城市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分析

社区自治体现出中国城市治理体制变革的方向 ,它有赖于社区精英的有效治理、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拓展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本文通过对个案的解析 ,描述、解释了社区自治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权力互强 ,是推动社区自治的一个必要选择。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     

社区制度的培育与规则的形成--从几个案例考察城市社区权力的形成方式

社区建设是中国城市基层进行的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宗旨在于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基层社会领域尝试并培育一种健全、便捷、合理、民主的新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新制度与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国城市社区在实现法律授予的自治权力的过程中,其现实权力的来源并不是自动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经由上级政府赐予的,而是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由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社团组织、社区与居民在不断的反复博弈过程中实现的.社区制度的培育过程表现为现有体制下需求者(社区居民)和供给者(政府)之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量的反复博弈过程.     

我国城市居委会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及创新

运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通过对我国居委会发展历史的阐述，来说明我国城市居委合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分析了其存在的本质和原因，指出了居委会在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中制度创新方面的措施。     

积极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和谐社区

完善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就是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健全和完善各项自治制度,通过实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社区各项公共事务,发展社区公益事业。完善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首先要从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和发展社区民主选举制度做起。     

社区自治制度变迁与失地农民的制度适应——成都市×社区典型个案实证研究

失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社会群体,本文从社区自治的中观层面研究失地农民在被动城市化和社会机制强制性变迁的压力下适应社区自治制度的行为和表现出的特征。失地农民在适应社区自治制度变迁中表现出制度认知模糊、制度认同摇摆、制度参与矛盾和制度归属无奈四个特征,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社区自治制度生存的畸形政治生态,次要原因是失地农民自身能动性的发挥程度。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天津市HX园业主自治为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自治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持续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对天津市X区HX园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探讨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新模式——业主自治模式,并揭示其优劣,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治理及自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社区自治制度变迁与失地农民的制度适应——成都市X社区典型个案实证研究

失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社会群体,本文从社区自治的中观层面研究失地农民在被动城市化和社会机制强制性变迁的压力下适应社区自治制度的行为和表现出的特征.失地农民在适应社区自治制度变迁中表现出制度认知模糊、制度认同摇摆、制度参与矛盾和制度归属无奈四个特征,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社区自治制度生存的畸形政治生态,次要原因是失地农民自身能动性的发挥程度.     

把居民自治延伸到院落

把居民自治延伸到院落,是成都市继全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财政制度后,深入推进完善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日前．成都市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居民院落自治的指导意见》,通过建立健全院落居民自治组织,实现了居民自治组织向居民院落、楼栋、单元的延伸,形成了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社区居委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社区监督委员会、院落居民自治组织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新格局。院落居民自治是成都特色的小单元治理模式,在城市社区,在居民院落开展居民自治是构建熟人社会的一种实现途径,也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有效形式。     

城市社区二元属性本位回归及公共财政制度重构研究

城市社区兼具自治与行政的二元属性,但对于其“应然”属性理论界曾有明显的分歧。对社区属性的历史溯源发现,社区的自治属性是其天然属性,行政属性是后期属性。公共财政政策在城市社区属性的角色定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而使得社区属性有行政化的偏倚,淡化了其自治属性。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城市社区事权归属再造与社区公共财政制度的重构使城市社区二元属性回归本位,以达到国家完善基层治理的目的以及“十四五”规划对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的要求。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与制度建设思考——以上海市三会制度为例

制度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活动是相辅相成,有机地统一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本文以上海市三会制度为例,分析和探讨了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与制度建设的创新.评议会制度、协调会制度、听证会制度三会制度是上海市在探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完善的,它有效地解决了居民区内的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是上海市社区基层民主实践的一种创造,极大地丰富了全国基层群众的自治实践.三会制度以居民直接参与对话、协商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了居民群众的制度化参与和公共交往的行为,促进了社区居民自治,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推动了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共同体的形成.     

区直管社区体制下的社区自治——以安徽省铜陵市“铜陵模式”为例

社区自治是指社区公共事务由利益相关的居民进行民主管理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面对社会结构的急速转型、传统街居制的弱化以及单位人社会的解体,国家提出了社区建设的社会发展思路,开启了社区自治的发展模式。以安徽省铜陵市开创的区直管社区的"铜陵模式"为例,综合分析其社区自治的运行,厘清其价值和意义。     

"自治"理论及其中国实践

本文从宪政法理学角度出发探讨自治问题。认为 ,自治首先标示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悟 ,既包含了对历史性的社会学事实的陈述 ,又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诉求和规范意味。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的历史条件下 ,对于社会个体而言 ,人的自治在宪政制度意义上表征为私人领域的私权自主和公共领域的主权在民两大形态。在现代人的政治实践中 ,政权性的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非政权性的社区自治、国家性的民族自决不过是人民主权实现的基本制度自治形态     

论加拿大民族国家的形成

加拿大民族国家是从英帝国中逐渐分离出来的。自治制度是其民族国家演进的基础 ,在自治制度的保护下 ,加拿大得以发展 ;而自治制度赋予它选择自身利益的权力 ,又使其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英国试图通过自治制度来维系其帝国统治 ,因而不得不一再对加拿大做出让步 ,更加滋长了后者的民族主义。其结果 ,加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走向成熟 ,最终突破了自治制度的框架。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离不开健全的民主管理制度

完善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就是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健全和完善各项自治制度,通过实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社区各项公共事务,发展社区公益事业。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制度。离不开健全的社区民主管理制度和居委会日常工作制度。《意见》对这两个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视角

市民社会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逻辑起点和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制度的本质特征,基于此,市民社会基础的有无就成为一个国家社区矫正工作模式的分水岭.中国农村社会还处于由依附型社会向自治型社会的转型期,远不具有市民社会的风貌,这决定了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只能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以村民自治为依托”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应当坚持走群众路线,因此,要顺利推进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不仅要坚持政府主导,在具体对策上还要注重农村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的动员、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