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兼答蒋学模同志

拙作《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一文,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6期发表后,蒋学模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力公有说“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难以成立,应该彻底加以抛弃。”可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或事实上提出充分的依据来支持他的论点。现在,我想继续就几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向蒋学模同志请教。     

论社会必要劳动——兼答寒苇同志

我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见本刊1962年第9期),曾从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被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三种具体形态的见解。《江汉学报》1982年第10期发表了寒苇同志《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对推动我进一步考虑一些问题是有教益的。但是对寒苇同志的批评论点,我是不同意的,并觉得许多问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意见。     

再探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兼答易佑平同志

拙文《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探析》(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以后,易佑平同志特撰《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见《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进行商榷。读后收益非浅,也有些问题须进一步研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易文赞同“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必须首先明确出发点这个概念的含义。但是在对这个出发点的实际回答上,却有三种解说。其一说,“所谓出发点,不外就是理论所从来的地方”。其二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按照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其三说,不能“拒     

再论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兼答尤西林同志

《学术月刊》1982年10月号发表了尤西林同志的《关于美学的对象》一文,读后很受启发。文中对于缺乏美学指导的艺术理论的批评,我以为是颇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尤文所阐述的中心论点及其对许多同志的批评,包括对我本人的批评,都是我不能同意的。尤文一开头就说:“夏放同志除批评蒋孔阳同志之外,并对李泽厚同志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研究路线提出了商榷。我以为,夏放同志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他最后所提出的‘美化论’,实质并未超出蒋、马两同志的艺术中心说。这种囿于艺术谈美学的情况,是值得深思的,它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学混同于艺术学的普遍状况;而这种被人们至今视为常     

再论董仲舒天道观的辩证性——兼答周乾溁同志

我的《董仲舒天道观重探》(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重探》)发表后,周乾溁同志著文《懂仲舒的天道观辨析》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辨析》)提出了商榷,我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对《辨析》一文所持观点,论据以及对我的驳难,我认为都很难站得住。这里分歧的实质仍是董仲舒的天道观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是对周乾溁同志的答复,也是对我的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再论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兼答丛大川同志

丛大川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1991年第11期的《实事求是是实践中的认识过程》一文在对拙作发表于《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质疑后指出:“讨论实事     

再谈形而上学的涵义问题——兼答徐庆凯同志

(一) 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文中说:“恩格斯只是沿用了黑格尔早已赋予‘形而上学’的涵义(即反辩证法的同义词)。恩格斯对‘形而上学’并没有提出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新涵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是无可争辩的了”。我们的再讨论就从这个所谓“无可争辩”的问题谈起。《辞海》关于“形而上学”条目的释文认为:“从黑格尔开始,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笔者在前文中正是针对这一点指出,这种说法不对,是一种误解。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从来不是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在前文中已经引证过一些材料,这里再提出一些新的论证。     

再论住宅出售和房租调整——兼答詹连富和余鑫炎同志

拜读詹连富同志的《略论城市住宅问题》和余鑫炎同志《住宅商品化和提高房租问题的我见》后,颇受启发。但对两文中的若干观点,我们并不同意。现提出若干想法,向同志们请教: 一、现行体制,必须改革 两文的一个共同出发点是,我国城镇职工住宅的管理制度是合理的、优越的,是应当肯定和坚持的。詹     

“安刘必勃”再辨——兼答张义比同志

张义忱同志针对我们的《“安刘必勃’辨》写了《〈“安刘必勃”辨〉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刘邦临终的遗言是可靠的;二、周勃“重厚”的品质是无可指责的,从而论证了“安刘必勃”的必然性。我们进一步查核史料,觉得有必要“再辨”,以引深讨论。首先,我们提出“安刘未必非勃”的观点,是从对刘邦去世前后的政治形势分析而来的。一般地讲,刘邦安排后事,亦当有一定的     

再谈环渊——答吴光同志

<正> 吴光同志之大作——《稷下道家三辨》(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三辨》)中的一辨是对拙作《环渊考辨》(同上,1983年第3期)作正辨的,读后受益非浅,然而对其基本论点,仍有不少疑惑处,今作“再谈”,复陈鄙见,伫候吴同志明教。(一)关于“姓名”吴光同志对环渊作正辨的重点是范蜎是否即环渊。他提出三条证据证明范蜎决非环渊:“第一,姓名不合。按古字通假之例及前人考证,环乃蠉之坏字,蠉、蜎可通,故范环、范     

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兼答高明振同志

高明振同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问题辨析》一文中指名批评我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和《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两文的论点。我们认为,“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讨论的继续必将有利于问题的早日解决。(一)《辨析》作者首先对我们的史学方法表示异议。评批我们对“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概念没弄清楚,因而“极力回避世界大战与局部战争的区别”。他说,不“先给世界大战作一个固定的界说”,而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是违反“逻辑常识”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的史学方法,把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分为两大类,并分别作了明确的“界说”;“除了世界大战都是局部战争”;局     

再论戏剧性——兼答张时民博士的质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戏剧文学的颓败之势,使得我们更加有针对性地坚持戏剧性的两分法,即把戏剧性分为"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两种。在当代戏剧中守护人文精神,就是要首先捍卫戏剧的文学性。鉴于此,不能同意张时民博士将"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作为"子集"包含于"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之中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客观上助长了忽视戏剧文学的倾向。两种戏剧性的关系不是"包含于和包含",而是"内在"与"外在"、"无形"与"有形"、"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辩证统一"的关系。     

再论超越实践美学——答朱立元同志

本文是对朱立元的《“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一文的辩驳。作者认为实践范畴是实践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朱立元的文章为了否定上述事实,回避了实践美学的整个体系,靠摘引该学派学者的个别论点来证明实践美学对审美的非理性、超现实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肯定,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实际上,由于实践美学对审美的理性、现实性、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强调,对超理性、超现实性、精神性、个体性的排斥,必然导致违背审美规律。     

再论无产阶级的局限性——兼答几位批评者

在遭受十年内乱的痛苦之后,痛定思痛,许多理论工作者以巨大的热情倾注在从历史、社会、哲学等方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期望我国从此走上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不再重复以往的错误,从理论上探索了中国无产阶级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的某些特征,写成《试论中国无产阶级的局限性》一文,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是正常现象。时过一年,我们仍然认为,对无产阶级局限性的研究,既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具体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答张芝同志

我在拙著《“美”的探索》中的《论美的产生》一文里说:“美起源于劳动,美首先是‘物化劳动’,是人的积极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东西,因而,美的本质应当说是客观的。”对此,张芝同志在今年第三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吗》一文中说这个“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也是我国美学讨论中出现的相当有影响的最新见解。……在     

再论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并答李小东同志

婚姻与家庭是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粗略看来,其中似乎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更难说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亦是人类社会的“两种”生产之一,同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劳动不发达的原始社会,“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论述的原始社会发展史中,用了很大篇幅讲了家庭婚姻的发展史;而在远古,婚姻制度的变革也确曾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杠杆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给原始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武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在“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鼓舞下,促使我写了《基诺族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孙中山与军阀——兼答胡显中同志

1918年5月,滇、桂军阀为了排斥孙中山,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而辞职,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一般论著都以此作为孙中山对军阀本性认识发生“质变”的标志和根据.这一概括是否符合实际?孙中山是否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如同宣言那样实行了依靠工农群众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可以研究的. 笔者坚持认为,虽经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实践、革命战略的重心,仍然是依靠军阀反军阀,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依靠工农群众反军阀.他仅能做到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做到的这一步.超出此点,即意味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本人是“终身不悟”的.我们不是看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做过什么.现就一些重大战争问题看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再述管见,求教于胡显中同志与学术界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