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哈密忠义王小考

明代在其统治前期曾经一度控制哈密地区,并设立哈密卫。在此期间,明朝政府先后共正式封立了11位哈密王,但却出现了“忠顺王”和“忠义王”两种封号,文章探讨了两王更替、并立之情况及原因。     

论明代哈密卫的设置及其意义

新疆地区,古称西域。从汉代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新疆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此历代中原王朝皆在此置郡县,设都护,继续着对这一地区的管辖。明朝永乐年间设置的哈密卫也是历史上这种建置形式的重要环节,它是当时明王朝对今新疆地区管辖统治的鲜明标志。因此,研究明代设置哈密卫的原因、经过、作用及其意义,对于今天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无疑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清代满(洲)族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的变迁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满族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她崛起于一隅之东北僻壤,进而武力定天下,在全国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奋力开拓,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的国家,把中国推进到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颠峰———康乾盛世。满族发挥历史的主动精神,以其民族活力,创造性地改变中国、发展中国,以文化中国。终因种种历史的局限,满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随着清朝的亡国,满族的统治亦告终结。鉴于此,我们应给予满族应有的历史地位。     

对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作用的两点看法

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我国整个历史进程中,统治了二千三百多年之久。如果从这个阶级的形成算起,直到它的彻底灭亡,存在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它居于统治地位的时间,占据了我国成文史的一半以上,其历史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什么历史地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我国封建主义时期的历史,并非发怀古之幽情,更不是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评功摆好。为此,本文拟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一些试探性的探讨。谬误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     

哈密回王时期的民歌简介

哈密维吾尔族人民的文学是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哈密维吾尔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实践息息相关的。哈密人民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将自己的经历和历史,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即故事、传说、诗歌、民间歌谣、叙     

清代以来哈密维吾尔族农牧业经济部落组织及其他

本文阐述了清代以来哈密在维王统治下维吾尔人的农业和游牧养畜业生产实情、阶级剥削情况及农牧之间的关系,游牧部落的名称特点,及明代以来哈密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     

清代哈密回部的独特性——兼论其在清朝边疆经略中的作用

哈密回部在新疆诸回部中具有独特性,该部是最早归附清朝的回部,也是第一个实行扎萨克制和唯一一个首领晋封亲王爵的回部。由于清朝对哈密回部"以德待之",以及哈密回部首领对哈密历史的认知,终清之世,即便是同治朝新疆变乱之时,哈密回部首领始终忠于清朝。同时,哈密回部是清朝经略西北边疆的依托,在清朝历次西北边疆战事和管理新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因此,清朝君臣对哈密回部评价较高,并予以特殊对待。     

略论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权

人权问题如同国家问题一样,被资产阶级弄得混乱不堪。他们把人权绝对化,视之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并将它说成是超阶级的统治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思想形式。当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把人权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人为地加以对立,以所谓保障人权来反对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不能不对人权作历史的考察与阶级分析。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     

论非主流伦理文化中的女性观及其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使女性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于限制和禁锢的境地.但从非主流文化的角度而言,宗教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地位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思想作用和历史作用.     

清末法制的现代化转型初论

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进行了法制改革,清末的法制改革促使中国的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型,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奠定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制改革。     

试论杨增新时期新疆乡约的特点

乡约是清末建省至民国年间新疆基层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杨增新治新时期新疆乡约发展至极盛。其特点是：乡约在基层社会中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地方官对乡约的依赖性强，政府从多方面加强了对乡约的管理和控制，乡约保有养廉地，乡约具有非社会教化职能。     

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及其原因

随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演进,中国古代神话出现了历史化现象,其突出表现是将神话人物的兽形或奇特形象人形化、体系化。反过来,中国历史也在某些细节处又被神话化了,这从帝王的谱系关系与神王的谱系中可得到印证。这种神话与历史相融合、相附会的文化现象的诱因是儒家对神的慎重态度,契机是寻根问祖的宗族观念,动因是昭示祖的地位,显示自己高贵,为自己统治寻求神的支持的需要,也是对塑造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的向往。     

“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

从宋元到明清,中国社会步步形成士大夫、国家与庶民共谋的"共主体性"的政治文化。"祠堂之制"(伴随着国家礼仪的士庶化)和"祖先之礼"(伴随着民间礼仪的国家化),则是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文治复兴"中开始的士大夫重要的"制世定俗"的礼制变革和文化实践。"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客观上将民众动员和调动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虽然民众并不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了他们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华南地域,经济和文化有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南庶民宗族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亦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结果。     

李维桢谱序研究——兼论李成梁籍贯

李维桢是晚明名士,目前他的诗学成就学术界已经有人进行了为数不多的研究.基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留下的谱序进行研究,以期发现他的谱学观点,同时探讨李维桢家谱评价思想及这一思想的渊源,并通过李维桢谱序中的材料问接推论李成梁的籍贯问题.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明末辉发部世系考析

弄清辉发的历史,理清其世系是很重要的。但至今尚未能找到有价值的谱牒,尽管史料中有记载,但非常简单,而且多有错误,笔者检索公之于世的官方史籍,比较分析,在此方面获得了一些可贵的信息。     

北方村落历史小识

通过对华北地区方志、碑记等史料的研究得出：明初移民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明初移民以前就已存在村庄，它们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先人创造的遗产，尤值得发掘。     

埋没六百余年的一部江右文人诗集——《五溪丁氏唱和集》的作者与文献价值

笔者从谱牒资料《五溪世美集》中,发现一批元明之际的诗文,暂且命名为《五溪丁氏唱和集》。文章在梳理其篇目的基础上,对诗集中涉及的作者进行了初步考证,也相应探讨了他们的创作背景,认为该诗集是反映当时唱和之风盛行的一个缩影,它的整理和研究可为学术界提供参考。     

“哲学王”的失落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

本文勾画从传统哲学理性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历史脉络，阐释“哲学王”观念的消解、失落及其后现代主义文化演进、发展，指出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没有“王”的时代，一个思想的新纪元正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