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十四行集》

冯至1929年创作的诗集《北游及其它》是他从伤感的浪漫主义诗人转向现代主义沉思者的一个过渡。那种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追问。在《十四行集》得到更深刻的延续与拓展，并升华为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忧虑与关切。《十四行集》的基本内容是“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连与不断变化的关系”，它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玄奥，倒处处流露出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感性把握。《十四行集》的总体风格是“简洁、单纯、明白”，体现出“真实的造化之工”。     

诗思阅历与诗体建构的中国化——论冯至《十四行集》对西方诗学的借鉴与突变

沉寂许久的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创作了中国诗坛的第一本《十四行集》,集中体现了他在诗歌美学上的探索,呈现出的诸多独特的审美质素均源自现代西方的诗学主张。《十四行集》中的辩证哲理承袭了歌德的"蜕变论"思想,既有对原始生命力的追寻,又在艺术与自然的融合中揭示"公开的秘密",还有关于历史人物的精神境界升华。《十四行集》以孤独感等人生经验为创作动机与表达内容,这一诗学主张与英美的"纯诗说"不谋而合,十四行诗中灌注的直接或间接的双向经验导入所蕴含的深层奥义,揭示出富有特殊的审美韵味的个体生命体验。在诗歌形式的选择上,冯至尝试并接受适当形式约束的美学原则,深受里尔克"特殊的实验"的影响。冯至的诗学探索从思想到经验再到技艺,将西方的十四行诗内化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质素,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十四行诗体。     

诗化哲学——论里尔克对冯至《十四行集》的影响

里尔克可称为冯至诗歌创作和生活的精神恩师,冯至的《十四行集》从感受生活方式———客观体验、对生与死的思考和对孤独的感悟等几个方面都与里尔克较为相似。但这不是模仿,冯至是从本土文化出发找到与里尔克精神世界的契合点,他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与里尔克的玄思相比,更多地带有社会伦理色彩,诗作中表现出独到而鲜明的个性。他的《十四行集》可视为善于借鉴外来养分的一个硕果     

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生活诗学——读冯至《十四行集》

冯至《十四行集》的诞生有其特定的个人与历史境遇。1940年代,隐居昆明乡下躲避战乱的诗人得以与山水自然亲近,通过对自然的观看与冥想,诗人从平凡的境界和熟悉的事物中发现了日常生活＂隐藏＂的＂陌生＂和＂深远＂,由此体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十四行集》展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学境界。而40年代战争的大背景使诗人意识到其个人经验与时代、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民族的苦难与个体生命发生着深切的关联。因此,感时忧世的现实情怀总是若隐若现地渗透在《十四行集》的哲学沉思中。＂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诗人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坚韧与自觉、自我决断的意识与担当的精神,也感受到一个民族觉醒和复兴的希望。     

冯至:通向新现代主义的艺术桥梁

冯至早期的浪漫主义创作已经包含了一个智者哲学沉思的特色。留学德国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和沉醉于里尔克的诗作,完成了创作美学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30年代末参加《新诗》群体,介绍里尔克和尼采,创作一组《给几个死去的朋友》新诗,成为他走向现代主义的先声。《十四行集》追求在日常生活里发掘和体味与时代人生关联的哲理,表现了感情、哲理与现实的统一;传达的不单是现实感情而是经过升华的人生经验;实践里尔克的给不确定的情感以定形的雕塑性原则。它产生了笼罩一时的影响,实际上成为通向40年代“中国新诗”派代表的新现代主义的桥梁。     

论冯至对里尔克诗学的转化

冯至的《十四行集》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感悟,受到里尔克的启发。以往论者多论及《十四行集》在诗歌体式、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所受里尔克的影响,较少关注接受之后的变异和转化。《十四行集》化用西方诗体,吸纳经验诗学,但审美触角扎根于本土现实和诗学传统,在诗歌体式、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完成对西方现代象征诗学的变异与转化,显现了中国经验和特质。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现代诗派的发展与后现代诗派

抗战爆发后，虽然现代诗派对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向而走向衰 微，但是由冯至《十四行集》的拓展，到４０年代中后期，围绕《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杂志又 崛起了一个更加响亮地提出“新诗现代化”口号的后现代诗派（“九叶诗派”）。这个诗派不仅在 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总体背景中发展了现代诗派的先锋探索，而且突入到广大的人生现 实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综合的特征。     

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检视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从内外结合的版本研究、现代解诗学的实践、审美现代性范式以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回顾近十多年研究成果，辨析和反思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展望《十四行集》研究的可能学术增长点。     

从抽象的“山水”到怀旧的深掘:冯至思想转变的一种解读

冯至在1939~1946年的昆明七年中,创作了一生中评价最高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他在对“山水”的发现中寻找之于战时知识分子身心凝定的力量。而自《伍子胥》始,冯至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尤为体现在1943~1945年其一系列杂文创作中,他采用了怀旧的纵向深掘,以想像历史的方式去介入现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至几乎没有受到太多阻碍地进入到新的社会秩序中,他这种看起来“顺利”的转变,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昆明时期就已埋下思想线索,因此,将冯至转变的历史节点放置在四五十年代社会转折期似乎并不适当,转变的时间线似应向前延伸。本文正是立足于冯至昆明时期的创作与思想发展,希图以此来分析和看待冯至的转变。     

精深的冯至与博大的艾青--中国现代诗两大家叙论

文章探讨了冯至与艾青现代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认为冯至和艾青在抗战时期以其或精深或博大的创作使中国新诗臻于成熟的现代诗。冯至从20世纪20年代的青春抒情到40年代的存在沉思皆独步一时,对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作出了现代性的拓展。尤其是《十四行集》完美地融合了深刻的沉思和精湛的艺术,将中国现代诗的水准提升到可与伟大的中外诗歌经典相比美的境界。艾青在抗战爆发前后十年间的创作成功塑造了一个诗的“现代中国”的总体形象,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从深重的危机中艰难崛起、通过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诗歌中的创造性表现,虽不是史诗而胜似史诗,允称杜甫之后中国诗歌的又一丰碑。     

皈依与疏离: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谈宗璞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

在一体化文化背景下,中国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宏大叙事为主,而宗璞在此期间创作的《红豆》却发出了别样的声音。显形文本表现出作家对集体话语的主动皈依,而隐形文本则表现出对集体话语的无意识疏离,显示出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彰显了作家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坚守。通过《红豆》与《青春之歌》的比较,可以发现宗璞创作的独特意义。     

论作为诗人的冯至

本文全面考察了冯至前后两个时期的诗歌。冯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生存诗人，个体的生存状况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且经历了从审美生存到现实生存的转变。早期诗集中，弥漫着浓重的自恋情绪，但却没有完全左右其诗风。诗人的生存状况决定了其诗比同期其他诗作显现出更浓的哲理色彩和深厚的底蕴，诗风呈现出幽婉的格调。４０年代《十四行集》的面世是诗人十年沉默后与自己与社会的对话，昭告其已成为一名现实的生存者。《十四行集》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冯至已是一位成熟的现代生存诗人。     

生命的蜕变与相融——冯至《十四行集》生命意识解读

冯至于1941年创作的《十四行集》创造了我国现代诗歌史上十四行诗的艺术高峰,诗集中涵容的生命意识是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本文以"蜕变"与"相融"为节点,试图打破诗篇之间的阻隔,以整体关照的方式来解读整部诗集中所阐发的生命意识。     

论冯至《十四行集》的哲学追寻

《十四行集》是冯至成熟时期至关重要的作品。该诗集蕴涵了浓郁的存在主义意蕴与“蜕变论”思想。本文逐一对这些哲学内质进行了梳理 ,并进行了如下的命名 :死亡的先行 ;生命的承担 ;沟通的隐喻 ;蜕变的具化     

试论藏克家建国后的诗歌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诗人臧克家的创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三十多年来,他写出了大量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作,先后出版了《一颗新星》、《春风集》、《今昔吟》等九部诗集(其中《友声集》是与程光锐、刘征二同志的合辑)。 这些优秀的诗篇是他在社会主义年代里,生活、战斗的真实记录。它鲜明地表现了诗人思想发展的历程。事实雄辩地说明,这位老一代的文艺战士,没有辜负党的培育。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辛勤地从事新诗创作,以动人的诗句,表达着劳动人民的心声。     

从《雍正王朝》看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特色

80年代以来 ,中国当代历史剧的创作一直是佳作频出 ,在创作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不断有新的突破 ,积淀了丰富的创作经验。《雍正王朝》成功地继承了这些成果并焕发出新的美学风格 ,在历史剧创作流程中具有某种总结性意义。表现出当代历史剧的创作特色 :一、还原与重构的对立统一 ;二、历史剧话语精神的当代性与文化性 ;三、以人写史 ,以史托人 ,人性的立体化展现 ;四、悬念魅力与性格魅力的交相辉映 ;五、电视艺术语言的综合化运用     

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的诗作

三十年代,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旺盛期。除《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汉园集》(1936,与何其芳、李广田合集)、《慰劳信集》(1940)外,1942年出版的《十年诗草》,他自称是他三十年代的“诗总集”了,收诗仅75首,可见其选诗之谨严。他的三十年代诗,以全面抗战开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本文只就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1930——1937)的新诗创作进行评述。     

艺术和爱情的自喻化抒写——田汉1920年代的话剧创作

田汉喜欢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使他1920年代的剧作表现出很强的直喻性,从他的处女作《梵蛾磷与蔷薇》到后来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作中,我们能看出田汉和他的苦难的主人公之间的密切贴合。田汉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艺术和爱情进行了自喻化的书写,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普遍具有的孤独和苦闷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