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政府的视角——一种学术文献的研究进路

政府在我国农地流转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从政府的角度来研究农地流转,主要涉及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与职能、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农地流转中的政府行为、完善农地流转的政府途径等方面。通过政府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如何避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怎样处理跨地区的土地流转主体之间的关系、怎么解决政府机制失灵的问题等,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与村集体决策

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村集体决策对农民意愿的影响,旨在解释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在村务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直接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其村集体决策作用空间,而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则受到村集体决策的推动和约束。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取决于村集体决策及其所处场域的资源状况。研究通过对粤东两个村庄案例的对比性分析,解读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行动逻辑及作用机理。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典型模式比较研究

为切实了解我国农村农地流转现状,推进农地流转进程,探讨三种典型农地流转模式——村集体推动的汤营模式、政府推动的温江模式和企业拉动的台源模式,分析各种模式的特征和问题,总结阻碍我国土地流转的因素,提出当前我国土地流转过程中要规范政府行为、因地制宜选择流转模式、保护农民权益、保护耕地、尊重农民意愿。     

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农地流转的研究及启示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农地流转理论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仅仅研究影响农地流转的相关因素有其不足之处;提出今后应该重点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过程和决策理由,从而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和规律,为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寻找突破口,为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地流转中政府行为失范的成因及对策探究

正是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推进了农地流转的开展,但伴随着农地流转的深入实施,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失范行为也逐渐显现。对当前农地流转中政府失范行为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完善农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土地管理监督约束机制等举措,以推进政府行为的完善,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发展,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本文通过对成都平原的调查,分析了农户非农收入、当前农地的功能、农地流转收益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地流转风险分析与防范

实践证明,农地的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农户、规模经营者、基层政府作为农地流转的参与者,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展开博弈,各自理性博弈的结果会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隐藏着各种风险,如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规模经营风险高、危害粮食安全、政府公信力下降等,最终会使流转利益相关方都遭受损失,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土地流转双方要提高自身素质,确定合理的流转期限和流转规模,签订书面的流转合同,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适当引导土地流转,加强管理和服务,管制土地流转用途,保障农地的有序流转。     

产权认知、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签约行为——基于全国890 个农户的抽样调查

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全国89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农户的农地产权认知、行为能力、禀赋特征及农地流转特征对签约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农户的交易能力、非农就业及农地流转的对象与方式会对农户的签约行为产生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法律上赋予农户稳定的地权;从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农户对土地的产权,并对其他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加强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来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进而保障务工农民的权益。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农地征收补偿价值构成及主体关系重构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和博弈论为基础,确定农地征收补偿价值由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实物期权价值及博弈价值5部分构成;从代内、代际公平实现角度,确定农地征收补偿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失地农民及后代人;从价值充分实现角度,重构农地征收补偿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从价值归属、社会公平及可持续发展角度构建农地征收补偿价值的利益分配模型。     

集合行为何以发生?城镇化进程中“种房”行为演化的双因素机制研究

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视为一种集合行为,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分析了政府干预与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种房”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乡村精英的示范效应和意见领袖效应促进了“种房”行为的发酵。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政府行政干预中的规范变通行为,强化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种房”收益预期,遮蔽了“种房”风险信息,从而使“种房”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条件下,“种房”的成本大于收益,“种房”行为停止。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种房”这类集合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据此提出,农民“种房”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健全“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种房”治理规范的刚性。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博弈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必触动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通过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两者在上市中可能的决策倾向,有利于解释现存制度不足。研究表明,在现存税收、土地制度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会受到地方政府阻碍;要达到政策预期改革效应,须改革税费,提高征地成本,同时修订和补充现行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税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涉及流转及利益分配原则和程序的条款,建立初次流转增值归公和城乡一体土地税制,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和规范博弈利益的分配。     

宅基地土地置换的实证分析——安徽省太湖县实践调查

宅基地土地置换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宅基地复垦为农用地,与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进行调整置换,并对村庄进行规划整治的特定行为.太湖县在宅基地土地置换实施实践中积累了有益经验,也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宅基地土地置换过程中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问题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宅基地土地置换工作需要有序展开.     

农地流转信息失灵的法律规制

我国当前农地流转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信息失灵现象,土地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我国当前农地流转中,政府应通过信息规制手段矫正农地市场信息失真状况,修复农地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对农地流转信息规制的对象为市场参与人的交易信息披露行为,重点是对市场信息的优势方——农村基层组织和涉农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规制。在我国当前农地市场信息规制中,政府应特别注重信息工具手段的运用,以规范管理流转当事人的信息供给与传递行为。     

中国农地制度的合理性探微：一个组织的制度分析范式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长期坚持以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为内核，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主观需要，也有集体和家庭分别作为两种制度安排的内在合理性。集体和家庭都体现着长期历史的自然选择，法律的规定只是让原有的非正式制度显化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外加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农地制度更易形成有效率的制度结构；集体和家庭在不同时期表征不同的功能，节约不同层次的交易费用，它们均具有较强的适应农地制度变革的能力。深化农地集体所有制改革需契合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序，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配合，增强中国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制度缺陷与利益博弈——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制困境

鉴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缺陷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许多人基于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等理由,提出应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以土地国有化或者土地私有化取代农村集体所有权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涉及到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乡村权势阶层等多方利益,所有制的缺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却对其他利益相关群体有利,作为政策主导的政府和权势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不可能改变现有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于2020年9月26-27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这次论坛主要围绕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农业转型中的农户行为、农业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农业治理中的地权关系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交流以期为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农地经营制度创新与农民权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视角，以确保农民权益为主旨，对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梳理和解析，对土地制度深化改革中保护农民权益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基本原理包括：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小土地所有制或土地私有化，要实现土地的国有化或集体化；只有实现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规模化和社会化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积极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不仅是实现规模经营的有效手段，也是确保农民权益和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在农业的具体经营方式上，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在中国新农地制度创新中，由村集体来主导土地流转，引导农民走合作经营的规模化农业发展道路，对外可以发挥限制资本自由介入土地的屏障作用，保护村民权益；对内则可发挥协调与服务功能，促进土地合理化流转；还能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土地规划制度和相关法律条例。国家尽早出台限制外资进入农地的政策条例，保护农民权益。同时，应提升农民的决策水平，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推进法制建设和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     

“穷人经济学”的公私权博弈：农地权的分析范式

“穷人经济学”对三农的人文关怀在我国的“异化”,实为公产公权与私产私权在农地和农村经济决策上的利益博弈。基于历史变迁的轨迹和现有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农地使用权物权化及其立法完善是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