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哈姆莱特的性格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所写的37部戏剧中最具争议的一个剧本。对哈姆莱特的性格历来评论的观点甚多。通过剧中故事情节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出哈姆莱特性格转变的轨迹,即快乐王子——忧郁王子——延宕王子——行动王子。由此可见,哈姆莱特的性格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他的性格之所以表现出乐观、忧郁、延宕、果断、坚定,这完全与客观...     

哈姆莱特形象的另类审视--从人际交往看哈姆莱特人性中恶的一面

传统的文学批评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将哈姆莱特滞定型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巨人,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一百个读者阅读《红楼梦》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林黛玉一样,如果我们撇开人文主义的先验影响,以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哈姆莱特》剧本,考察主人公的人性及其人际关系,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另类的哈姆莱特,即一个具有伪善自私、沽名钓誉、争权夺利、凶残冷酷、甚至出卖国家利益等诸多人性缺陷的资产阶级利己者形象。事实上,在西方不少批评家的笔下,哈姆莱特的形象也是负面的,只不过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遮蔽罢了。研究哈姆莱特的负面形象,对于打破中国的哈姆莱特评论一面倒现象,倡导多元意识批评,具有一定的意义。     

谈哈姆莱特人物性格的多重性

在揭示人文主义和黑暗现实之间所进行的尖锐斗争的同时 ,着重论述哈姆莱特在与克劳狄斯的外部冲突中 ,其灵魂深处的复杂变化以及鲜明独特的人物性格     

超越者的悲哀——也谈哈姆雷特的“延宕”

把握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的"延宕"是解读这一形象的关键,本文试以哈姆雷特的"延宕"为切入点,从他作为一个担负着"重整乾坤"使命的王子和无力回天的人文主义理想幻灭者的双重身份这一角度,来阐释他之所以"延宕"的深刻根源,还原出了一个人文主义反思者的形象。     

从哈姆莱特的悲剧看古典人文主义的局限

欧洲艺复兴运动竭力宣扬了古典人主义的魅力。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颂扬艺复兴在反抗宗教神权方面的功绩时，却忽略了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即其面对世俗强权时所表现出的宿命论思想。本试图通过分析哈姆莱特在实施其复仇计划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定和无可奈何的心态来揭示并论证古典人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宿命论因素，从而更准确地认识古典人主义的实质。     

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的主人公“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是前苏联和我国莎学界长期流行的传统观点 ,近年来虽有某些学者 (包括本文作者 )挑战 ,在我国学界仍居主导地位。在进一步澄清“人文主义”概念的基础上 ,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把握莎剧本原语境 ,可以清晰地表明 :哈姆莱特既非文艺复兴时期狭义人文主义者 ,亦非广义人文主义者或“蒙田式”人文主义者 ,因而传统观点应予彻底否定。该问题的讨论在我国学界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延宕的思考者——蔡伯喈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

东、西方戏剧史上,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相似的思考者典型。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诞生的哈姆雷特形象以人生的负重者出现,他的个人悲剧代表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悲剧,他以忧郁、延宕的性格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名。中国明代古典戏剧《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背负沉重的人生思考,包涵深厚的文化性格,与哈姆雷特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二剧皆对主要人物延宕为主的性格进行渲染,并由此展开尖锐的戏曲冲突,但矛盾的调解方式及结局却大相径庭,由此烛照出东西方文化传统与戏剧观念的差异。     

死亡的崇拜--哈姆莱特艺术形象再论

死亡常常是那些由追求到绝望又在绝望中追求的人的最后的解脱.哈姆莱特的死不是生命的简单结束,而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态.在自我完结的生命节奏中,他的灵魂骚动和颤动不安的声音,是对死亡所完成的真正的人生写照.     

也论哈姆雷特的延宕

哈姆雷特的延宕是莎学界的一个老话题。这一公案中有几个历代学者都关注的焦点,如鬼魂诉说后哈姆雷特为何没立即复仇?"戏中戏"之后哈姆雷特为何没趁克劳狄斯忏悔时复仇?哈姆雷特是否性格忧郁等等。结合着戏剧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剧情的内在发展逻辑对这些焦点进行分析,便会发现,哈姆雷特不仅未曾延宕,而且他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勇敢和敢于冒险的精神。     

哈姆雷特:超自然与人文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

《哈姆雷特》是威廉·莎士比亚的代表作 ,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本文在对莎士比亚以及他的作品《哈姆雷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简要论述了《哈姆雷特》作品中超自然与人文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     

信仰的动摇理性的缺失--哈姆莱特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哈姆莱特处于传统价值体系发生动摇的文艺复兴时期 ,意识形态领域信仰和理性的冲突导致了哈姆莱特激烈的内心冲突 ,使他在信仰和理性之间无所适从。而残酷的现实又逼迫哈姆莱特担当复仇和重振乾坤的重任 ;复仇与基督教神学观念发生冲突 ,而理性精神又不足以支撑他重振乾坤 ,最终导致了哈姆莱特陷入沉重的精神危机之中。     

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     

论西方二重性人性论

西方人性理论在古希腊时期从人的德性出发,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向。近代出现了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理性主义人性论和感性主义人性论的分化。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转向是对绝对理性的反叛。     

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悖论——基督教叙事视野中的《简·爱》

《简·爱》的爱情主题和女权思想均与小说的基督教叙事密切相连。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别考量作家童年生活的宗教氛围、小说文本的基督教叙事传统和对这种传统的创造性叛逆,来论证小说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复杂宗教叙事体系,进而反映作家在基督教思想方面的矛盾性,并深刻理解小说文本的“宗教人文主义”情怀。     

“只有爱能使人睁开眼”——论徐志摩与基督教文化

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徐志摩接近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博爱思想对徐氏产生巨大的精神启迪.徐志摩一生热切地追求人道之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爱的理想难以实现,对爱的追求也给他带来无尽苦恼,这使他常常求助于上帝,以上帝之言来附会自己的人生体验.其诗文呈现出明显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徐志摩用基督教文化价值观来建构其社会理想,显示了一个现代文人在生命追问历程中的重新认识与思索.     

重解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的正确定位是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人们对教学目的认识判断的缺失 ,其结果只注意到教学目的社会价值 ,而忽视了对人自身的认识。教学目的的界定 ,应该考虑社会价值和人本价值两重因素 ,也要重视其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     

论纳博科夫《绝望》的两个"相像性"及其真实意图

纳博科夫在<绝望>中,通过对两个"相像性"的书写,表现了自己对于现实的批判,展示了自己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理解.第一个"相像性"存在于赫尔曼与菲利克斯之间,小说由此批判了人类社会对于"同一性"的追求造成了个体的扼杀,对于生命的践踏;第二个"相像性"即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相像性",纳博科夫彻底地解构了艺术的神圣光环,掐断了艺术本身对于人类社会现实的反映、批判和拯救之路.由此,纳博科夫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双层"绝望".     

生态人学的双重意涵：生态文明理论的人学之维

立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秉持自然向人而生与人向自然复归的双重意涵。这种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双重意涵,为整合与超越生态中心主义把人还原为普通生物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圆心规定人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与视域。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思想的内在动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超越了外来话语体系渲染的“自然人”与“利己人”的形而上学割裂与对峙,在对人与自然非合作性博弈的自觉矫正中,凭借实践的上通下达,牵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与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