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中的东欧政策评析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其“新思维",推行“新思维"外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是其“新思维"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东欧的政策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改变以往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尊重东欧各国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鼓励和支持东欧各国改革。虽然其对东欧的政策中有不少合理之处,但也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要对其政策辩证地对待,对其合理成分予以借鉴。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近代中日外交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同样面对内外交困的生死关口,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在新旧嬗变的十字路口,"天朝上国"盲目拒变、进退失据;"扶桑岛夷"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更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被士大夫鄙视为汉奸"鬼使"的中国外交官,与被誉为"神差"英雄的日本外交官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时代展现人物,人物也印证着时代。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     

破解中日关系"死结",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关于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若干思考

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唤醒全体日本国民走向觉醒并紧紧依靠其不懈斗争、解决中日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和平崛起进程等,是推动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五个因素;而加快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拓宽对日宣传途径和加大对日宣传力度、重新重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开展"全方位、等距离"外交和克服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提防国人"狭隘民族主义 "的滋长和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等,则是当下中方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应集中做好的五项具体工作.     

多元的共生:历史地段改造更新的现实道路--以上海市里弄住宅地区的旧城改造为例

里弄住宅群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建筑背景,也是"上海特色"的物质载体和孕育者.在历史地段改造中它们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破坏,要运用多元与共生的新思维来对待历史地段改造,保护和创建有上海特色的空间环境.     

变局与破局：法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阐释

为了破解战国"大变局"中的国际"丛林法则",完成天下统一的历史任务,法家提出了"尚力""尚利"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主张"实力至上""独立自主""治内裁外"的外交原则与方法。法家认为,国家必须以增强自身实力为首要任务,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并不断地发展改革内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捍卫国家利益。法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对今天也不乏启示和镜鉴。当今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新的历史大变局中,我们首先要努力增强国家"实力"来捍卫自身"实利",同时还要着力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到"德"与"力"、"义"与"利"的统一。     

台湾涉外事务的分期、要点和特点

台湾涉外事务问题,是伴随着两岸关系的形成而出现的重大问题,历经"法统外交"、"弹性外交"、"台独外交"和"活路外交"四个阶段.由于不同阶段所处的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和国际政治等背景不同,因而重点、目标、政策和手段都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影响也不一样.60年来的两岸关系基本规律和客观实践表明,对于台湾涉外事务,只要不搞"台独"、"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只要遵守国际法和"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就能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初探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轰动整个国际社会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中,在介绍苏联当前国内改革的同时,还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新的政治思维”(简称“新思维”)。表示要用这种“新思维”来看待世界和处理国际关系。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本文拟就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内容、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前景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洋务运动与外交

在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中,对洋务运动是否包括外交这一问题,分歧颇大。肯定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内政”,不包括外交;否定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论者则认为妥协投降外交是洋务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见,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是洋务运动史深入讨论下去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症结。拙文拟就下面三个问题,提出不成熟的意见,即洋务与外交、洋务运动与外交、洋务派与外交。     

论清末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提出"联日拒俄"的外交思想,认为只有联合日本,抵抗强俄,才能免遭列强瓜分的危难;日俄战争后,梁启超又为中国设计了"名誉孤立"的外交方针,以便使中国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一转变反映了梁启超外交思想的日趋成熟,更反映了梁启超对中国内政的关注.     

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对台政策动向探析

日本民主党执政以后,尽管民主党在其政治纲领中表示遵守《中日联合声明》,鸠山政府也表示要对华推行"友爱外交",但由于民主党涉台政策"两面性"、"友爱外交"局限性及国会亲台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民主党政权仍然会秉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立场,在不破坏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上提升日台关系。中国应在巩固中日关系既有框架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对日外交,推动日本对华友好力量的提升。     

孙中山反霸维和的外交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理论和主张,如: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干涉内政;倡导睦邻友好,实现亚洲民族大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国际平等,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联合被压迫民族结成联合战线,争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等等.反霸维和是孙中山外交思想的核心.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不仅开创了中国争取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和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宝库,而且影响和推动了毛泽东、邓小平在更高层面上提出"两大阵营"、"三个世界"、"东西南北"的外交战略理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时代的局限,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中也存在对于帝国主义软弱和妥协的一面,包含着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历史经验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争取中国独立平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只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理想.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联日到联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败是对日交涉,甲午之败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对日本极端仇视,在外交上也由"联日"转向"联俄拒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联俄"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作为缔约人受朝野指责,学界关于李鸿章在密约问题上的责任亦莫衷一是。究其实,《中俄密约》是清政府"联俄"外交的产物,也是俄国为实现"借地接路"而精心策划的外交阴谋与骗局的结果,李鸿章作为《中俄密约》的交涉者与签订者,虽是奉旨办事,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论美国对华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及我国的对策

本文分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的影响,认为美国在对华文化交流中输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其对华外交战略的一贯性,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不同.新时期,中国应该高举"和谐世界"的旗帜,抵制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     

费正清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费正清认为当时新中国所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不会持久,最终注定要被调整。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费氏加强了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持久原因的研究,认为:(1)受到中国传统外交心态和外交战略的影响;(2)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中美两国利益;(3)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苏关系"貌合神离";(4)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的苏联与新中国在文化上差异甚大。费氏的有关认识和研究既是他一直主张美国外交战略要贯彻"美国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两大原则的体现,也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及亲身体验中苏两国不同文化氛围的必然结果。     

论中国文化外交的使命与选择

蕴含着"和合"精神的中国文化,不仅给中国的外交战略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也注入了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以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和构建和谐世界为主旨,不支持文明的冲突,有别于个别发达国家通过文化霸权掌控世界话语权的图谋。中国文化外交,在历史和现实中,承载着光荣的使命和神圣的责任。基于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文化外交的基本做法、中国文化外交的现状与差距,探思文化外交决策,甄选文化外交途径。     

中国外交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战略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强国发展势头衰减,一批新兴国家特别是体量庞大的中国开始从国际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国际秩序处于加速转型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外交,面临各种现实问题和矛盾,如走和平发展之路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平衡问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博奕、制度参与与制度创设、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大国责任与量力而为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和矛盾.这要求中国外交具备驾驭各种复杂现实问题和平衡解决矛盾的艺术.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恰当定位的基础上,中国外交需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给出解决现实问题和矛盾的"中国方案".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     

试论对日“和谈”——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蒋介石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影响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走向,他的对日外交问题也成为同时期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对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蒋介石对日＂和谈＂问题进行客观地、阶段性地分析和探讨,通过对他在这一时期的对日＂和谈＂活动的主客观囚素的分析,力求使人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蒋介石的对日外交策略做一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