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讯逼供的历史思考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现代社会已经为刑法明令废止。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本文追根溯源,试图探询刑讯逼供的历史根源,以期找寻出现实的治弊之策。     

刑讯逼供与我国刑诉证据制度的完善

近来媒体披露的几则由司法机关公职人员刑讯逼供酿成的重大错案.引来国人一番议论。其实百姓对司法系统内的刑讯逼供早有议论,多有微词。最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十六条”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五个”严禁中,都有严禁刑讯逼供一条,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严禁刑讯逼供之举是顺乎了民意,合乎依法治国之方略。对刑讯逼供为何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固疾以及如何根除这个固疾,笔者以为有再作一番探讨之必要。     

“路西法效应”与刑讯逼供——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屡禁不止,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刑事司法文明进程。对这一现象,以往的学者多从思想来源、价值取向、制度缺陷和实践操作四个方面寻找原因并开展研究。社会心理学强调情境因素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刑讯逼供行为是发生在讯问情境中的社会行为。讯问情境中讯问双方权力差异引发的心理效应、讯问者的角色行为及其与被讯问者的角色互动、讯问者的群体心理效应、讯问者挫折感都可能是诱发刑讯逼供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     

在人权保障视野下重构刑讯逼供罪法律特征

在人权保护视野下,传统刑法理论关于刑讯逼供罪的法律特征存在明显缺陷,必须加以重构:刑讯逼供罪侵犯的客体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刑讯逼供故意“致人伤残、死亡的”,应作为刑讯逼供罪的加重结果,按刑讯逼供罪处罚,而不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应是具有刑事案件侦查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刑讯逼供中过失致人伤残或者死亡的,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即过失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     

刑讯逼供问题深层原因探析

对刑讯逼供问题的解决，学界主要论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倒置、侦羁分离措施等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对策性制度，对此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则少有论及，而对其深层原因的分析正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笔者试图从人性论、人权论、价值论三个方面来剖析刑讯逼供在中国存在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试论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及对策

主观主义是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人权观念淡漠是存在刑讯逼供的根本原因 ;法律制度不健全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客观环境 ;司法人员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 ,业务素质低下是刑讯逼供发生的直接原因。我国要彻底铲除刑讯逼供 ,必须尽快采取以下应对策略 :完善立法 ,建立制度保障 ;彻底铲除主观主义和封建诉讼意识 ,树立现代诉讼观念 ;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 ,优化司法队伍。     

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     

刑讯逼供原因分析及防范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我国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本文试用对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的做法,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反知识产权系谱研究--以知识产权的正当性理论为视角

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垄断权,其制度本身也因这种垄断而存在一定的弊端。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三股反知识产权思潮,其争议的焦点是知识产权对社会效果的“正负和”博弈之过程;其争议的原因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从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逻辑结构“知识+道德”,转换为“知识+效率”,其本质是“权利”与“功利”之博弈。     

我国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是一种暴力取证的方法,被我国政府明文禁止,但刑讯逼供现象仍屡屡发生.文章首先从历史、制度、司法技术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只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强监督,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除外原则,实行悬案搁置制度等措施,才能消除刑讯逼供现象.     

当代刑讯逼供之刑事政策及启示

刑讯逼供在中国属于非法行为,但由于＂活法＂的力量使其在现实层面仍顽强存在。尽管当代刑事政策对刑讯逼供的禁止具有某种不彻底性,但仍然体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促使刑讯逼供刑事政策变动的真正原因并非启蒙时代人权教义或原则的提出,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人类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才使人道观念的实现具有可能性。只有科技进步才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定性力量。     

也谈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建构和谐社会向度下的思考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依良法而治更是实现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刑讯逼供行为古已有之,且大有屡禁不止的趋势。造成刑讯逼供行为泛滥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是与刑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无关系。以侦查程序构造为视角,分析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通过对侦查程序构造的重构来实现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     

非法口供的比较与述评

各国虽相继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却存在诸多不同。文章采用比较法中差异选择与具体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了各国立法与实践中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通过对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解构,从内涵、外延、非法取供的主体认定、非法取供的行为认定及其证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发现我国非法口供的内涵界定尚未包含任意性标准。非法取供主体的认定未将“因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非法取供行为的认定也对犯罪嫌疑人受到的精神折磨重视不足。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尚未将被告方提供证据或说明的证明标准明确为足以引起法官怀疑。      

侦讯逼供论

逼供是证据形成的巨大威胁,使嫌疑人不得不招供。现代法治重视口供的自愿性。侦讯需区分刑讯和逼供。逼供是不可避免的法律行为,不能用理想标准衡量,而需用"非任意性自白排除"等规则去限制。这些规则是调和法律矛盾的产物,有助于口供自愿性的认定。侦讯附带的心理"痛苦",不等于刑讯。逼供的合法性,关键在把握自愿之度。侦讯心理逼供之技术,需研究犯罪心理痕迹的激活、催眠暗示等。其心理唤起,会形成逼供情境。逼供行为的合理性,需辨别"精神逼供"中的"精神刑讯"。排除"精神刑讯",除了法律规则,还需智谋运作。侦讯智谋,需借势而为,以势逼之,以险胜之。     

谈沉默权制度

中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非正常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通过深入论述沉默权的涵义、沉默权存在的价值,沉默权在中国的法律依据三个方面,提出只有在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才是杜绝刑讯逼供的根本保证;只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才是当代司法文明和法制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

理论上关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主要有"转化犯说""牵连犯说""想象竞合犯说""结果加重犯说"四种观点.应当说以结果加重犯来认识其性质比较合理,但同时应当重视刑讯逼供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暴行行为的界限,与酷刑行为之间的协调,对伤残、死亡的罪过形态应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因而将刑讯逼供条款应按结果加重犯范式设计,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伤残"的含义,以及将"暴力或者精神折磨"作为刑讯逼供行为的客观特征之一,以加强时基本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护.     

试论“刑讯逼供”

在刑事诉讼领域，转变司法观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刑讯逼供这种古老又野蛮的诉讼手段仍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屡见不绝，这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和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路径之回顾与前瞻

通过系统梳理1979年以来公安部发布的有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规范性文件,既可以回顾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路径,又可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公安机关更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探寻新的路径。在遏制刑讯逼供问题上,我国公安机关最高主管部门作出了积极而持续的努力,但是其仍然有广阔的作为空间,未来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切实成效,仍有赖于其作为力度之大小。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