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纪实与虚构之间——解读黄济人长篇小说《重庆谈判》中的重庆民俗文化

黄济人的<重庆谈判>与重庆民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重庆谈判>的纪实性与虚构性为重庆民俗文化的呈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具体而言,<重庆谈判>中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的重庆城市意象书写;第二,立体的重庆居民衣食住行描写;第三,广阔的重庆地域文化空间展示;第四,经典的"独白"式叙述方式背后雄浑的"重庆腔".重庆民俗文化内容使作品具有鲜明的重庆特色和城市风格,为重庆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也使得小说既客观真实,又非常个人化和个性化,成就了黄济人和他的<重庆谈判>.     

红岩精神生成逻辑的三维审视

红岩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特定时代方位、特有文化土壤、特殊斗争环境中生成的具体革命精神,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质。准确认识红岩精神的生成逻辑,应着力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维度去把握。从理论之维看,红岩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近代重庆地方文化的土壤,是伟大建党精神思想的传承发展。从历史之维看,红岩精神熔铸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奋斗历程,是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使命的延续传承。从实践之维看,红岩精神凝结于中国革命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斗争实践,是对伟大建党精神鲜明特质的内在彰显。     

“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

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并不是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并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编写。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通过对《红岩》作者在《红岩》写作之前"文学"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日后写出《红岩》并"成为作家"的机遇何在。     

红岩精神与20世纪重庆文化建设

“红岩精神”的产生 ,在重庆百年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是 2 0世纪重庆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牌。在新的世纪 ,重庆及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同样需要弘扬“红岩精神”     

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关于《祝福》中祥林嫂之死因,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作为鲁迅最著名的乡土题材小说,《祝福》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本文从民俗传统对俗民个体的控制与教化角度,认为隐喻型民俗控制和奖惩型民俗控制是造成祥林嫂之死的最主要的主客观原因。鲁迅以此深刻揭示了封建文化思想吃人的本质。     

重庆朝天门广场赋的文化解读

矗立于重庆大门的文物珍品《朝天门广场赋》孕含丰富文化内涵。载体为辞赋,具铺张适度,张弛有致;骈散间杂,善于用隅;引典精当,推陈出新;抒情状物,自然天成等特色。实体凸现巴渝文化的多维性,涵盖古城的传统文化、山城的近代文化、抗战的陪都文化、革命的红岩文化以及新重庆、大重庆的都市文化。     

重庆大轰炸在红岩精神形成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战时期在重庆培育的红岩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时期对重庆的大轰炸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庆大轰炸从反面教育了重庆人民,成为红岩精神产生的催化剂;重庆大轰炸极大地激发了重庆人民的革命精神,为红岩精神的产生增强了精神力量;重庆大轰炸使全体重庆人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为红岩精神的产生拓展了精神氛围和群众基础;“红岩精神”的得名,也与重庆大轰炸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红岩精神是南方局培育出来的,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用炸弹炸出来的。     

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

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一条石板路千年磁器口

在重庆市沙坪坝东北部的嘉陵江畔,有一条中外闻名的古街——磁器口。磁器口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是重庆历史文化名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巴渝文化、宗教文化、沙磁文化、红岩文化、民俗文化各具特色,故有“巴渝风、沙磁雨、红岩魂、陪都情”之说。这里有古朴、粗犷的巴渝遗风,有佛、道、儒教三教并存的九宫庙,有抗战遗址和红岩烈士的活动场所,有川剧清唱,有铁水火龙,有古风犹存的茶馆,有传统手工作坊,有独特的码头文化有享誉四方的毛血旺、千张皮、椒盐花生等饮食三宝。磁器口背靠歌乐山,清水溪、凤凰溪两溪环抱,环境优美,人文荟萃,商贸繁华过…     

《高级英语》中的修辞与文化解读

本文以修辞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抓住一些实例,从宗教文化、物质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背景等几个方面解读《高级英语》中的修辞运用。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